天有际，思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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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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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天涯》2026年第1期，以开放姿态看世界，用“跳出海南看海南”方式呼应时代，用文化和文学关切封关的历史性时刻。本期“作家立场”栏目推出“青年生活的新可能”讨论小辑，在当下青年身陷“内卷”与“躺平”拉扯的现实中，聚焦新村民和数字游民等乡建者的青年生活新可能，为当下青年提供新生活的新希望。
新村民是指从城市回流到乡村定居或长期生活，以“村民”身份而非“客居者”角色参与乡村建设、治理和产业发展的人群，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数字游民则是借助互联网远程工作，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迁徙的新职业群体。近年来，包括海南在内的各地政策的精准扶持与社区建设的不断完善，推动数字游民群体成为连接城乡资源、激活乡村活力的重要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全新动能。
新村民和数字游民作为新兴群体，正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他们通过引入新理念、新技术和新资源，为乡村注入了发展动能。《天涯》2026年第1期“青年生活的新可能”讨论小辑展现的正是新村民和数字游民等乡建者的精神新貌。
今天，我们全文推送该小辑中李苗苗的《希望的可能性》一文。
“青年生活的新可能”讨论小辑
鲁迅所处的年代，军阀割据尚未结束，列强犹在侵略，乡村的衰败也是愈演愈烈。他在1921年创作《故乡》，寄托着他的向往：知识分子可以免受环境的胁迫实现自己的抱负，肩挑社会责任；底层如儿时玩伴这样的农工群体可以通过勤恳的劳动换来足够生存发展的财富。这个社会中的多数人可以通过体面的劳动，争取过得去的生活……
今天，社会状况有了根本改变。乡村振兴成为政策扶持的重点，政府携手高校以及民间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提升乡村的生产与发展。我与先生冰潇曾参与并亲历知识分子与乡村振兴结合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些活动让我们与更多关注农村发展的高校同伴有了深厚的友谊。我跟冰潇在读研、读博后都选择进入高校任教，而曾经同行的伙伴部分在乡村扎根，并且是以创业的形式扎根。
2025年9月我们得以重聚，得以检省一个从鲁迅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就在持续思考的时代议题：知识分子重返乡村，是不是一种可能？知识分子与乡村是否可以实现双赢？走出“象牙塔”是否能在“泥巴墙”里蹚出一种“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新生活？
“象牙塔”中的挣扎
我和冰潇曾经希望经由学术能做一些建构性的尝试，融合我们的研究给乡村建设提供必要的借鉴与参考。因为这样的理想，我曾跨专业考了文化研究的研究生，希求通过这样一门学问，在学术上具备“历史化”“脉络化”的理论品格，“实践性”“介入性”的立场追求。希望通过思维开阔的学术训练，给予我更坚实有力的理论工具。那时，我对于深刻本源性问题的探索几乎有一种迷恋般的沉醉。
即便如此，读研期间，我却始终处于剧烈的拉扯中，我发现理论的丰富与启发，很难帮我理解自我经历的复杂与困扰。学术与自我的分离让我不由思考：我们从事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研究终究能为社会现实做些什么？这门学科提倡“介入性”，却常只是对现实隔靴搔痒。很多时候，一场一场的讲座、论坛、讨论，反而只成了我继续叩问做学术意义何在的契机。文人相轻的学术圈风气，以及以论文发表数量、发表的刊物等级、项目级别等构成的学术鄙视链也时常把我排斥在边缘。
文化研究的一个脉络紧扣乡村建设的现实与潜在可能，它以理论的姿态介入，要求我把乡村、农民视为客体对象。学术的中立与客观，令我陷入尴尬的位置。我与父母乡亲就来自乡村，我身上的习性——即便进入高校，开始融入城市也脱不开的乡土习性——深深印刻在我的思想中，我始终很难站在被调研对象的“他们”的外面研究。这些暂时被看到的“他们”究竟是我们的外部，还是我们的内部？是写论文的研究者们的研究剖析对象，还是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如何在调研和论文写作中找到自我的位置？我始终很难找到自我的位置。
我深知文本里的“他们”从来都是无数的“我们”，可能是我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小学同学，是与自己血肉相连的亲人。重新认识我外出打工亲人的生活和命运，也让我的生命开始与父辈人慢慢接通，变得开阔、坚韧、豁达。我不再将他们视为落后保守的群体，慢慢在他们身上看到了非凡的乐观与大气。这给了我向下扎根的力量，让我不断调整学术视角，找到了理论之外的某种丰厚滋养源泉。他们不是一个个扁平的、抽象的研究数据和分析模型，而是立体、鲜活、有温度、有厚度的生命存在。
这就要求我们超越“研究者-研究对象”的“他者”研究视点，把文本里的种种人物所代表的群像纳入自我的分析框架之内，带着谦卑、悲悯的心情注视他们，不是把他们视作有待解剖的观照对象，而是将他们视作与自己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理解在现代化进程中他们的遭遇。黄灯在《大地上的亲人》中说：“我的书写和记录不但来自他们（亲人）对我的情感召唤，也来自我对理论的怀疑和学术视角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其不但成为我学术观照的重要资源，更让我意识到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如何直面亲人’，它关涉到一个最基本的知识伦理：是抛弃他们，还是接纳他们。”“如何直面亲人”是学术研究“如何处理与民众的关系”问题。黄灯老师在处理她与亲人、二本学生的书写中，所尝试的“亲人视角”，或许为学术界探讨乡村研究与知识分子的精神重建、学术与现实的关联互动问题提供了一个样本。黄灯老师面对学术的态度也是我面对学术的态度，是我后来进入大学想要做的一点自我尝试。“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农民日报》特稿介绍黄灯的故事及其非虚构作品《大地上的亲人》
从北京离职后，2022年年末，我入职江西一所高校，成为一名大学教师，正式站在了自己求学期间一直在反思的体制里面，似乎与我的学生成了“镜像”般的救赎——面对学生，就像面对十年前的自己，尽可能地给他们撑开更宽阔的世界；面对自我，重新去处理对学术祛魅后依旧以学术立身的自己。
入职之初，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内心是无比虔诚的，希望能经由自我的生命温暖一些生命，毕竟自己也曾被很多老师温暖过，我深知那份温暖对于大学阶段的年轻人是多么珍贵。而对于“知识”，我一直迷恋但更警惕，强大的互联网正让知识遍地泛滥，甚至成灾。读研也顺利地帮我完成了对知识、对学术的祛魅。鲜活的生活与生命本身是深奥艰涩的理论很难应对的，而学会灵活、学会质疑远远比知识的传递更难，也更重要。
很多时候我把课堂当作一个田野现场，去遇见年轻的生命，更多的是去相遇十多年前的自己。大多时候是艰难的，学生们冷漠且无神的目光经常让我无处躲藏，比起我们读书那会儿的叛逆、不服、躁动，他们仿佛接受了一切。他们安静、乖巧的外表下是内心中“你说啥就是啥，虽然我也听不懂你到底在说啥”的无所谓；他们不关心你讲的一切。笑话逗不笑他们，批评对他们更是无效，他们会缩回自己硬硬的壳子里，完全把你排斥在其世界之外，更不打算探出头来看看这充满差异却丰富复杂的世界。AI被泛滥使用后，学生更是干脆把一切都交给AI，AI写作业、写论文、做汇报PPT，自己也从不多看一眼。我虽然心有不满，但他们的状态更多时候映照出的反而是我自己的无力和无助。怎么奋斗了这么多年，当我成为大学老师站在讲台上却好像被剥得一丝不挂、无处藏身呢？
费力做这一切，却常常有强烈的虚无感。所做的，只是为了通过“我”这个卯榫、焊接的微弱部件(和其他无数同样承担这一功能的部件一起)使这个僵化的系统运转。我只是为了求生(个人的求生也是系统的求生)，看不到希望的存在。为了发表的需求，知识做着各种变形，甚至被凭空生产，焊接在各种各样各有目的的上下文。在如今的学术界要生存，在于学会谦恭有礼地投机取巧，顺水推舟地长于经营，并对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保持情绪稳定。
如今，学术的业绩考评关乎排名、发论文、拿课题、评职称等直接利益。晋升渠道逼仄又狭窄，考核标准逐年提高，这样的竞争环境让每个人不得不内卷。我不齿于制造文字垃圾发水刊，在C刊、项目、头衔里为利益钻营。始终无法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任何一丝的快乐，反而深感痛苦，始终无法自欺欺人地享受那份自以为真的虚荣。这份坚持也时常让自己在职场中被边缘化，被当众羞辱，我时常会找不到自己的价值锚定点。
“泥巴墙”里的探索
三十而立，曾经的朋友中有人如我依旧在理想与现实中挣扎痛苦，也有夫妻双双离开既定的大城市、大公司、大学等想象性的体面生活场域，去到了福建省屏南县的四坪村，开始了自己艰难但是有奔头的生活探索，他们就不相信，除了在城市打工成为精良高知“牛马”之外找不到一种“人”的生活方式？这种不信邪的念头，也开出了淡雅芬芳的希望之花。
“森阳里”的故事：“我们不是小资”
李阳和马森是一对90后夫妻，马森是辽宁沈阳人，李阳来自四川内江，辽宁大学的管理学硕士，“森阳里”取他们名字的各一字组合而成，既代表他们的爱情，也寓意来到“森阳里”的人们可以感受到温暖与热情，就像沐浴在森林里的阳光中一样。
他们二人是我大学时期参加全国大学生支农队下乡实践认识的。大学毕业后的几年，我们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一边厌倦重复无意义的工作，一边又在迷茫中寻找人生的方向。马森、李阳夫妇俩在2023年初决定离职，开启为期一年的旅行计划，去寻找想要从事的事业，追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人一旦下定决心开始改变，转机有时就会迫不及待地送上门来。在走了三个月之后，他们便停留在了福建宁德的一个小山村——四坪村，挪不动了脚，并在四坪村成立了他们的品牌“森阳里”。犹如雨后春笋的速度，2023年7月初，森阳里·创意餐厅正式营业，至今已风风火火运营两年多；2024年4月，森阳里·Coffee&Brunch也开始了营业。从收入看，并不比在大学工作的我们少，可乡村立体的多元隐形“收入”——比如贴近土地自然的天然环境、有机生态的食物、松弛踏实的精神状态、多元多变的乡村日常等等，我们在城市是完全没有的。
森阳里创意咖啡经营者李阳和马森
作为同是参加过乡村建设青年人才培养体系成长起来的朋友，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去小资”自我定位，更由衷地祝福他们能一直不忘初心。两人至此过上逍遥又自在、辛苦但踏实的烟火生活，左手持理想，右手调羹茶，变身老板和老板娘，实现了现代人“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的两大刚性目标。也因此，他们可以在四坪村的旅游淡季，赶在柿子红了之前于九月份自驾去黄山、景德镇一路看风景、看朋友、看自己。他们差不多实现了我们大多数人的梦想，内心安定，脚踏实地地生活在大地上。
“森阳里”与四坪村合作社共同入股经营，新村民与返乡者、老村民建立起在地共生链接。借助四坪村稳定的乡村旅游客流量也让他们的咖啡店从村里开到了山上的稻田里。他们践行乡村环保，发起“自带环保杯立减5元”计划。再多的营销噱头也不如给予消费者真正的实惠，这样既减少了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也传递了“森阳里”的经营理念。他们发起“闲置玻璃瓶流转”计划，气泡水的玻璃瓶还可做调料瓶或花瓶等，把看似多余的物品重新利用起来。他们践行“食在当地，食在当季”，“森阳里”和本地生态农业合作社达成合作，将不同时节的生态蔬菜融入咖啡店和餐厅的菜单中，既支持了当地生态农业的发展，也使得他们的产品更有特色，让消费者可以吃得放心、吃得健康。他们践行植物美学，释放自我的文化创意，依托乡村自然万物的自然之美，制作植物拓染帆布袋、手绘贺卡、植物标本摆件；他们参加宁德市的有机农夫市集，重新把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社区支持农业）的理念模式践行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里。
九月份一见，李阳也提及了她正在尝试运营自媒体，尝试通过在地者的镜头讲述乡村的故事，尤其是“回村的青年人的故事”——既不是传统民俗的“静态复刻”，也不是城市文化的“下沉模仿”，而是一种鲜活且有生命力的出路与可能。
“我们的四坪”共创工作室：“我”成了“我们”
李泾荷和韦永斌夫妇俩是2017年7月份我在韩少功老师家乡湖南汨罗的“爱故乡·乡土书写工作坊”上认识的营员。泾荷是甘肃庆阳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永斌则是贵州安顺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教师。我问泾荷：“日后博士毕业了会选择去大学工作吗？”泾荷几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不，我很大可能不会去大学，我会去四坪创业。”
原来这也是他们六年“山重水复疑无路”探索、犹疑、困顿之后的“柳暗花明又一村”。
自2017年工作坊之后，泾荷和永斌好像找到了“大部队”似的一直在参与乡村建设的各种活动。泾荷在读研究生阶段参与了留坝县火烧店镇的爱故乡书吧筹建工作，以及陕西爱故乡的相关工作，与此同时对梁鸿的“梁庄系列”展开研究。永斌则在北京电影学院实践自己的纪录片创作，创作了《分家》《秦腔》等纪录片。《分家》是永斌记录的自己家的故事，永斌父母趁着儿子们回家过年团聚，决心分家，以便解决儿子们的土地与家产、老人的养老、孙子孙女们的抚养等问题。可是分家后，儿子们不得不外出打工，父母不得不在家一边种地一边带孩子。分家成了“分而不离”，与故乡“在而不属于”。刺痛的生命体验，城乡游移的生活现实，他们从未放弃对未来出路的找寻。
在2023年8月举办的第三届全国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期间，他们第一次和四坪村相遇，参观考察了四坪村、龙潭村、前汾溪村的新村民空间或艺术乡建情况，完成了第一部纪录短片《乡村的可能》。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反复从北京奔向四坪，展开在地的持续跟拍和纪录片创作。李泾荷在后来发表于《天涯》杂志2025年第1期“乡村的可能”讨论小辑《驻村共创这一年》一文中说：“十天的调研，我看到了屏南乡村展现出的可能性。这里有敬畏自然、良性农耕的生态意识，有尊重生命、弘扬个性的人文精神，有‘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平等思想，有自信地学习、勇敢地实践的自由探索精神；这里还有对乡村历史文化价值的欣赏，有对农民智慧的肯定和激发，有对‘城市病’的反思和反叛，有对等级制、精英化教育体制的批判。这里像一个漩涡，像一块吸铁石，它不动声色、源源不断地召唤着老村民一个个回流家乡，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新村民披荆斩棘、落地生根，还有南来北往的研究者、艺术家、实习生、旅居者……络绎不绝地来此落脚。”2024年龙年除夕的前一天，他们开通了“我们的四坪”公众号，发布了“我们的四坪”共创工作室成立的消息。
自此，2024年和2025年整整两年时间，泾荷几乎全年驻扎在四坪村里，参与四坪村“大食物馆”的跟拍记录、“星空馆”的改造记录，并完成了《开门见山雪》《追雪到四坪》《龙游四坪》《寻找大食物共创者》《“柿”季四坪》等一系列的纪录片创作，还发起了“我们的春节”“去四坪追一场雪”“一天或一生”等影响共创互动。他们开始从观察、采访、拍摄的“独创者”身份向“共创者”身份转变，开始以作品为纽带与村民建立联接。泾荷说：“这看似微小普通的联接，却意义重大，它就像一个小门开启了我们进入乡村内部的广阔世界。”
“我们的四坪”共创工作室创立者韦永斌、李泾荷与村民作分享交流
2025年，他们驻村拍摄记录的同时，也在注册品牌，办理一系列的运营手续。很多在城市身心卡顿的年轻人在要回乡的时候也面临真实的恐惧：生活不便利、缺乏稳定的收入，等等。这些曾让人打退堂鼓的因素随着他们两年的驻村尝试都烟消云散了，他们选择与那片大地和大地上的人们“共创”“共生”。不久，“森阳里”就会拥有这样一对神仙邻居。在乡村不仅仅为了自己，也与那片大地互相滋养而生。
共创是什么？泾荷回忆着自己那驻村一年的点滴说：真正的“内部”不是他人，而是自己，不是进入，而是成为。当自己真正成为他者，当“我”成为“我们”时，就没有内外之分了，这才是真正的共创。
以李阳、马森、李泾荷、韦永斌为代表的很多青年人都在现有的体系之外找寻着新的生活方式。福建省屏南县的龙潭村、前汾溪村、四坪村里还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新村民，他们多是新时代重返乡村的知识分子，在“泥巴墙”里探索着自我与青年的出路，“此心安处是吾乡，他乡亦可作故乡”。
乡村的可能
我与先生冰潇都是出生于乡村，在父母勤恳辛劳的托举之下，成为少数能够读到研究生的“小镇做题家”，并且成为跻身高校的大学教师。近两年，不少行业开始变得萧条，原先可容纳“小镇做题家”的行业开始收紧，大批高校毕业人才被裁。与此同时，高校对青年教师的考评体系越发严苛，挤进这一赛道的乡村青年，越发感到生机有限。哪怕尽可能留下，牺牲也远大于收获。
在这样的关口，不同的人带着不一样的思考，开始迈向不同道路探索。我与先生冰潇，生性也爱在乡野之中。但随着我们入职高校，卷入相似的考评系统，性本爱丘山，也得埋首为薄禄。作为曾经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活动、相信乡村重建可能的理想青年，我们仿佛已经与过去的理想社团作别，收叠了祈盼让心血注入城乡联结事业的渴盼。在时常的晦暗不明与持久的生计挣扎中，我们慢慢对过去缄默不语。
然而，鲜活的创造与人本真的生命力联结更紧的事业，虽未在我们的手上长出来，终于还是在曾经的同辈好友的投入探索中生根发芽。2025年9月中旬，在福建宁德四坪村创立“森阳里”品牌的李阳、马森夫妇来与我们聚会，十年前我们共同参加了关注乡村振兴的知名机构“爱故乡”的活动，热火朝天地奉献其中；十年后，我跟先生冰潇困于学校考评，焦头烂额，而在乡村创业的好友夫妇精神抖擞，干劲十足。
这一幕，无疑是鲜明的反差。社会主流认知中的进入高校代表更体面稳定的生活，在乡村创业代表没有出息。这一看法被实践证明至少带着不少误识。高校的稳定，不仅随着去编制的潮流变得形同虚设，更因为科研绩效的加码把青年学者变成学术民工，成为日夜不休、高压与业绩的承受者。这样的状况，已是学界共识。试问，作为青年教师的我们又如何能够匀出精力去关注曾经的乡村振兴理想？家庭生活尚且难以平衡，面对学生也常常因备课时间不足而内心难安，我们还不得不长期带着对家人的愧疚，投身于未知最终结果的发表赌局之中……
近年来国际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极端天气频发，焦虑不安和巨大的不安全感几乎笼罩了每一个人。讲台下面的学生面临着更加逼仄的现实，考公考编似乎成了每个人的救命稻草（我的同龄人尚且在赶三十五岁年龄的末班车，何况是刚二十出头的学生呢？）。一岗千人求，学历内卷，生活的路越来越逼仄狭窄。可考入体制、靠编制就果真可以躲过一切吗？显然是不能的。无论是我们读了硕士博士，还是我们成了教授专家，也都要面对柴米油盐，面对叵测多变的未知世界，制式教育交给我们的考试思维、应试能力可以供我们生存下去吗？显然也是不能的。
当“小镇做题家”被无情嘲讽的时候，当“内卷”“躺平”“摆烂”在网络上成为当下青年人普遍的精神状态的时候，当我们无奈又自嘲地自我对号入座、贴标签的时候，每一个青年该如何去安放自我的生命呢？如何面对既不愿意内卷，也不愿意躺平的干瘪词汇所无法涵盖的丰满生命状态呢？我们焦虑、茫然、失眠、抑郁，甚至绝望、自杀、猝死……很多时候，这些问题让我欲哭无泪，我找不到自己的出路，更不敢想象我这些学生毕业了要何去何从。
再多的仰天质问和原地焦虑都是无济于事的。或许，我们真的需要去认真地问一问自己：你到底要什么？到底哪种生活方式是你渴望的生活方式？是你可能达成的生活方式？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跟自己和解，才能真正地认知自己，去直面并且质问那些所谓唯一的价值是不是一定会成为社会认可的价值，或者一定赋予自我生命的价值？去奋起反抗，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可以探索一条被“成功学”反复浇铸之外的路来走呢？是不是可以在另外的维度里找到价值、幸福和美好生活的评价指标呢？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想象、这样的努力、这样的尝试、这样的实践的可能性，我想我们可以尽早生机勃勃地去展开自己的生命，仍然保持活力，仍然保持希望。
电影《七声》剧照
再读鲁迅先生的《故乡》，想起2022年全国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上韩君倩导演的《七声》，那种跨时代的共振感竟让我的心不由得颤抖了一下。百年过去了，我们作为后辈，大多如“迅哥的辛苦辗转而生活”，或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或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而那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新的生活”，在哪里呢？或许正如“那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比如“森阳里”，比如“我们的四坪”，虽然也困难重重，可那毕竟是一条可选择的路，也是实实在在的“乡村的可能”。
自大学以来，参与乡村建设已整整十二年，从大学参与支农下乡接触到乡村建设的实践，到毕业后在爱故乡团队的工作，至2018年去读文化研究的研究生，到研究生毕业在NGO组织、乡村文旅公司工作一年半后，我再次参与了福建乡建团队的乡村振兴实践探索，而今，又进入高校成为一名高校教师，大抵是一个“归队—离开—复归—又离开”的过程。我在边缘处参与着名曰乡村建设的实践，而这种边缘有时却又成为某种主流。毕竟，二十世纪的乡村建设也并非一种有着自身清晰边界的思潮与实践，独立自主却又有着团队做依托。我在不断尝试中游走于“象牙塔”与“泥巴墙”，游走于乡建实践平台与大众参与的各种探索之间。冷眼旁观这十二年自我成长的流金岁月，而立之年，生了孩子、安了家，乡村给我呈现出来的可能成了一种遥远的召唤，或许某一天，我也会携家带口，回到乡村开启另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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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苗苗，青年教师，现居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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