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的清川江畔，北风裹着战火硝烟呼啸而过。志愿军后勤车队夜渡浮桥，一名身材并不魁梧、右臂微微僵硬的中年军官仰头注视漆黑天空，生怕敌机突然俯冲。副官压低声音关心：“首长，旧伤又痛？”那人只是笑笑。没人知道，他的胳膊上那道深深的疤是十年前用血肉替毛主席挡下致命一击留下的痕迹。那一棒木棍，险些改变中国革命的走向。
时间倒回到1940年春。皖南事变以后，国共摩擦不断，陕甘宁边区的夜色格外沉重。就在这座黄土城堡中，一位自称“国民政府绥德行署副专员”的人物抵达延安。他声称要拜会中共中央，言辞诚恳。毛泽东得知情况，欣然同意接见，还吩咐后勤多备些新鲜蔬菜，要让来客尝尝边区劳动自给的味道。对外联络之要，他再明白不过。
负责警戒的是叶子龙和蒋泽民。出身黑龙江的蒋泽民，当时不过三十二岁，却已在多次反“围剿”中久经生死。为确保安全，他先带人把会见地点与就餐地点逐一查看，布岗、分兵、定疏散路线，务求万无一失。一切准备就绪，下午两点多，毛主席乘吉普车出门。
车行至青年食堂外，蒋泽民心中一紧，路旁竟围着二三十位群众。半日光景，毛主席要来吃饭的消息居然泄露，只见大家激动地招手呼喊。更要命的是，人群里一个瘦高青年低头匆匆，双手始终背在身后。蒋泽民下车探查，警卫战士答不清来历，他暗暗按住腰间手枪，却没贸然拔出——开枪若误伤群众，将坏了统战大事。
吉普停下，毛主席微笑挥手，向众人致意，旋即迈步朝门廊走去。就在这瞬间，那名青年猛地抡起一根一米多长的黝黑木棍，照着毛主席后脑砸下。喊声来不及出口，蒋泽民猛扑而上，右臂横在半空——闷响之后，他只觉一阵剧痛，整条手臂顿时发麻。还没等反应过来，他左手揪住棍子猛地一拧，顺势抬腿把袭击者踹翻在地。几名警卫这才冲到，一把将凶手死死按住。
院子里沸腾了。有人要上前动手，蒋泽民喝道：“别吵，别惊动首长！”随即低声令警卫把刺客押走。几分钟后，餐厅内灯光温暖，毛主席与那位副专员相谈甚欢，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蒋泽民捂着肿胀的手臂靠在墙边深呼吸，汗水不停往下淌。毛主席抬眼望见，关切地问：“泽民，劳累了？”他微微一笑：“小伤，不碍事。”气氛依旧，统战场合体面保住了。
审讯结果很快印证了蒋泽民的直觉——行凶者受命于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制造“群众失手闹剧”，一棒取走中共最高领袖性命。此后，延安警卫升级，蒋泽民也因为“舍臂护主”声名大振。可名声并没改变他的行囊，1941年，他奉命南下重庆，成为周恩来旅渝办事处的副官。身份变了，职责不变：用全部警惕守护首长安危。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民族危机方歇，新的内战阴云却已压境。当年8月底，毛主席飞赴重庆谈判，中央决定仍派蒋泽民担任随行警卫。山城夜雨，灯影摇曳，潜伏的刺客、暗哨的枪口、特务的耳目轮番登场。43天里，蒋泽民几乎把生命绑在首长身边。重庆《新华日报》大楼门口，一名歹徒混在人群中摸出匕首，被蒋泽民反手擒住；桂园小楼附近黑巷，一颗未爆手榴弹被他徒手掩埋。这些情节未见诸报端，却成为警卫战史里低声流传的一页。
重庆任务结束，蒋泽民得到新指令：赴东北。苏军撤离在即，国共双方抢夺东北战略资源已到白热化。1946年春，他在哈尔滨南郊接管日军残留车辆，硬是把几百台“瘸腿”卡车修得能跑。年末，他受命组建东北野战军坦克大队，靠拆旧机件、锤炮管、熬炼机油，把十几辆缴获坦克拼凑成钢铁洪流。长春攻坚、辽沈决战，坦克轰鸣冲破敌军防线，间接加速了东北全境解放。
1949年春，华北平静下来。蒋泽民再度扛起警卫重任，护送党中央入北平。开国大典之前，天安门城楼下，他看着检阅部队整齐通过，嘴角露出难得的笑意。可枪炮未远，朝鲜半岛很快燃起战火。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缺飞机、缺高炮，更缺经验。总后决定抽调最懂汽车的干部担纲运输部长，名字在京柱石一样写着——蒋泽民。
鸭绿江的浮桥每到夜里都是“高速公路”。为了保住这条生命线，蒋泽民立下几条土规矩：车头用树枝伪装，行进时灯火全熄；每车两名司机，轮流盯天；沿线村庄征集老乡担任“听音哨”，听到机声就打枪示警。美军夜航机开始投定时炸弹，他的对策是“抢排”，将未爆弹抛入江河；敌机投撒四脚钉，他号令战士拿竹扫帚沿路清扫；当照明弹如白昼般照亮山谷，他索性命令车队全油门冲刺，让滚滚尘土给敌机“蒙眼”。种种土法与牺牲，硬生生把补给线维系到高炮部队抵达。
百废待兴的50年代，他转战沈阳、武汉、北京，主持组建解放军车船部，编写《汽车兵驾驶教材》，出入工厂库房，留下满身机油味。叶剑英见他总与车子打交道，打趣道：“这小个子，成了咱们的汽车大王。”外人只看到荣耀，少有人记得那条再也伸不直的手臂和漫天飞舞的木屑。
蒋泽民1987年离休，官至总后勤部车船部副部长。荣誉证书塞满抽屉，他最珍视的，却是一截发黑的木棍残片——那是1940年延安枪炮还未来得及响时的凶器。有人劝他交博物馆，他摆手：“留着吧，提醒子孙，革命不是传说，是擦身而过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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