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英国首相斯塔默访华，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被迅速放大：在最近两三年里，七国集团中除美国、日本外，其余五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已先后到访中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多次放话称将于2026年4月访华；中方迄今尚未公开确认具体安排，但也并未将这一可能性直接否定。
这样一来，G7的画面就出现了明显“缺口”——只有日本：不仅首相没有访华，舆论层面看起来也没有清晰的访华节奏与路线图。
换言之，当欧洲与加拿大在“不脱钩”的现实压力下不断加码对华沟通时，日本却更像是在刻意按兵不动。
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在同为美国盟友、同样面临贸易与产业压力的前提下，日本为何反而成了G7里的“另类”？
进入2026年后，美国外交的不可预测性明显提升了。从对委内瑞拉的强势介入，到公开宣称要“拿下”格陵兰岛与加拿大；再到威胁对支持丹麦的欧洲国家加征关税，并在达沃斯论坛上以“美国是欧洲的爸爸”这样的措辞羞辱盟友——这一连串动作，本质上都在放大盟友体系内部的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感。
在这种背景下，英法德加四国领导人密集访华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与美国处于战略竞争关系的中国，客观上成为他们对冲美国压力的一张“可用牌”：既是外交上的缓冲垫，也是经贸上的Plan B。
更现实的是，面对美国的关税威胁与本国产业政策外溢，他们也必须向国内选民与产业界交代——我在为增长、订单、通胀与就业“找出口”。
因此，加拿大总理卡尼一边提出“十年内对非美国家出口翻倍”的目标，一边在访华中释放深化能源、农业、金融与清洁技术合作的信号；英国首相斯塔默的访华，同样发生在特朗普对英关税施压的阴影下，伦敦试图通过强化对华经贸联系进行地缘与经济层面的双重对冲，并推动一揽子合作落地。
在美国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当下，欧洲与加拿大的访华更像是一种务实的风险管理：不求选边站队，但要预留回旋余地。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成为G7里的“另类”？归根到底，可以从两条主线来理解：一条是新任领导人的产业与经济安全政策，另一条是更深层的同盟站位与叙事选择。
第一点，是高市早苗上台后更强调“国家主导的危机管理型投资”。
与安倍晋三时期相对更倚重市场力量、规制改革不同，高市把人工智能、半导体、粮食、能源等关键领域视作国家竞争力与安全的核心资产，推动政府以更强的主导姿态下场配置资源，“企业家型政府”的逻辑在产业政策中被进一步放大。
这也延续了她担任经济安保大臣时的一贯主张：通过经济安保强化“战略自主性”和“战略不可或缺性”，在技术竞争中守住主导权，并在更大范围内重塑日本的国际竞争力。
于是，日本以“防止关键技术被用于军事用途”为名，强化资本流向、技术与数据外溢的管控，并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为参照，筹备设立对日外国投资委员会，升级投资安全审查机制。
其结果是，中日经贸合作中最敏感、也最能决定长期互信的环节——相互投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中企对日技术并购更易受阻，日企扩大在华投资也会更谨慎。
第二点，是日本在对外战略上更深地绑定“日美同盟+去风险叙事”。
与英法德加在近阶段与美国摩擦加剧、因而更强调自主外交空间的节奏不同，日本新任领导人仍把日美同盟视为对外政策的基石，优先选择把自身嵌入美国主导的安全与供应链框架之中。
换言之，日本的政策逻辑更像是：先向盟友“对齐”，再谈对华“回旋”。
因此，在特朗普尚未访华、甚至美方对华姿态仍充满不确定的情况下，日本首相很难抢在美国之前率先访华——这不仅是外交节奏问题，更是同盟站位的政治信号。
更何况，近期日本领导人出现的一些对华错误言论，在现实政治中很容易被解读为一种向美国递交的“投名状”，用以表明立场、巩固国内外的强硬形象。
某种意义上，日本甚至可能并不急于摆脱这种“G7里最另类”的姿态：在它看来，保持距离、维持强硬，反而更像是一种向华盛顿证明“日本是最坚定盟友”的方式。
“中日政冷经热”持续多年，某种程度上已变成一种制度化常态：当高层政治互信不足、战略疑虑难以消散时，双方已经习惯把经贸合作尽量放进更可复制、可交付、可量化的技术官僚轨道——用对话机制去维持沟通，用行业协会与商界互访去保持温度，用地方合作与企业项目去托底，把政治层面的波动尽可能隔离在生意之外。
久而久之，日本也形成了一套操作惯性：政治上维持强硬叙事与风险表态，确保国内舆论与同盟信号不失控；经济上则追求“最低限度但可用”的合作，把贸易、供应链与投资往来维持在一个不至于失速的水平。
于是我们会看到日本政府一种看似矛盾却很现实的分工：安全议题更强调原则与边界，经贸议题更强调机制与执行；对外表态更谨慎，对内协调更务实。
中长期看，中日经贸关系更像一根“有弹性的绳子”：政治温度再怎么起伏，生意层面也很难说断就断。
货物贸易就是典型例子——2025年11月进出口同比、环比都在增长，说明基本盘还在。
双方的依赖也很现实：中国离不开日本的一些关键环节，比如半导体设备、材料、精密零部件；日本在日常消费与制造端又高度倚重中国的家电、电池、蔬菜等供给。
也正因为这种互补，2026年总量大概率还能稳住，只是结构会更“挑剔”。
更何况，日本也未必会真的对美国“俯首帖耳”。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会长闫坤教授所指出的，日本一方面在深化日美同盟的经济绑定，另一方面又试图拓展自主经济外交，这两者之间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矛盾。
更重要的是，日美同盟内部的利益分歧并未消失，在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外溢冲击方面，中日之间反而拥有相当广泛的共同利益与现实交集。
闫坤教授还认为“中日两国在第三方市场合作具有较大潜力和空间，或可成为阶段性转移合作风险和搭建未来合作桥梁的重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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