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冬天，尤太忠回到老家光山县，车刚停稳，他没通知任何人，打算悄悄看看母亲，人还没进家门，脚步就停住了，门口站着的，是他亲哥哥尤太俊。
身上衣服旧得看不出颜色，手里端着一只破碗，身后是妻子和孩子，看样子正要出门讨饭，这一幕放在谁眼里，都很难消化。
更何况，他是从战场一路走到将军位置的人。
这不是他预想中的“回家”。
从战场回来，却没等到一个正常的家
尤太忠不是第一次回乡。
1952年冬天，他曾短暂回过一次家，那次时间很短，条件也一般，饭桌上是玉米糁粥，炭火不旺，母亲的棉衣补了又补，可那顿饭，所有人都吃得踏实。
那次分别后，他又一头扎回部队，抗美援朝刚结束，各类工作接踵而来。
七年时间，家里几乎没有再见过他，书信断断续续，内容也多是报平安。
这一次不同，母亲的来信字不多，说身体不好，想见他一面，语气很克制，却藏不住吃力，尤太忠没犹豫，立刻动身。
所以当他在家门口看到哥哥端着破碗时，整个人是懵的。
本来想问几句情况，话到嘴边却停住了。
站在那里的不是旁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哥哥。
哥哥解释得很平静。
这几年闹饥荒，地里收成差，活也难找，母亲病重，家里实在撑不下去，出去要饭，说出来难听，却是能活命的办法。
这种话比哭更让人心里发紧。
将军能给钱，却解决不了根子问题
尤太忠把人带回屋里，先让家人吃了顿热乎饭，母亲已经下不了床，脸色很差。
那一刻，他心里清楚，这不是一户人家的问题。
之后几天，他走遍了村子，情况大同小异。
不少人面黄肌瘦，说话都没什么力气，他随身带的钱不多，拿出二百元，挨家挨户分下去。
每户几块钱，数目不大，却是眼前能做的事，他自己也明白，这种方式只能顶一阵。
钱花完，问题还在，这里就牵出一个现实问题。
个人再有能力，也很难填补结构性的缺口。
尤太忠是将军，可他回到村里，身份并不能变成粮食。
无奈之下，他想去见见当地干部，至少问清楚情况，于是县里设了宴。
一桌饭菜，把问题摆到了台面上
宴席设在县里，灯亮得很，桌上菜多，肉也多，干部们穿着整齐，说话轻松，酒杯来回碰。
这种场面放在任何年份都不稀奇。
问题在于，和村里的状况放在一起看，就很刺眼。
尤太忠坐下没多久，心里已经不舒服，大家在谈欢迎，在讲辛苦，却没人提一句粮食，也没人问一句村里的日子。
县长的话还没说完，他站了起来。
话不多，却直指要害。
百姓吃不上饭，干部却吃得好，这样的反差，该怎么解释，现场一下安静了。
有人试着圆场，说这是正常接待。
尤太忠没接这个话，他说得更直，这不是天灾，是人祸。
这句话不复杂，却很重。
他没有继续争论，转身离开了宴席，之后，他把看到的情况向上反映。
具体结果外界知道得不多，但这件事在当地传开了。
从我的角度看，这里有个细节很值得注意。
他不是借身份压人，也不是当场拍桌子。
他做的，是把问题说出来，再把情况往上送，这种处理方式，既克制，也清醒。
这次回乡，没有改变尤太忠的身份，却让他重新确认了一件事。
职位高低，并不能替人挡住现实。
真正起作用的，是有没有把看到的问题当回事。
门口的破碗，宴席上的酒肉，放在同一个时间点里，很难让人忽视。
有人选择视而不见，有人选择说清楚。
尤太忠的选择，并不复杂。
他只是觉得，自己不能装作没看见。
如此看来，这种态度本身，就已经很难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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