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我的双面特工生涯》、《陈养山回忆录 —— 我与鲍君甫的革命交集》、《陈赓回忆录 —— 与鲍君甫的生死之交》等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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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深秋，南京街头萧瑟的梧桐叶正片片飘落。
秦淮河畔的小巷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在收拾着自己的杂货摊，茶叶、香烟、火柴，还有一些洋画片散乱地摆在破旧的木箱里。
夕阳西下，金辉洒在这座古都的青砖黛瓦上，却怎么也驱不散这个76岁老人眼中的萧瑟与孤独。
突然，几个穿制服的公安人员大步走来，皮鞋踩在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三个月后，当南京市人民法院审判长念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书时，这位76岁的老人终于开口说出了那句震撼全场的话语："周总理知道我的功绩！陈赓大将可以为我作证！"
这句话如同惊雷，震撼了整个法庭，也揭开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双面特工传奇而复杂的人生画卷。
【一】东瀛求学，革命思想初萌芽
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
父亲鲍德荣在当地经营着颇具规模的商铺，主要从事茶叶和丝绸贸易，家境富裕为他日后的求学之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鲍君甫从小聪慧过人，深得父母宠爱，在私塾里的表现也十分出色。
1907年，14岁的鲍君甫告别故乡，踏上了东渡日本的求学之路。
那个时代，正值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无数有志青年怀着求学报国的理想远赴东洋，鲍君甫正是其中的一员。
在东京求学的日子里，鲍君甫先在东京高等学校完成了中学阶段的学业，随后考入了享有盛名的早稻田大学。
十多年的留学生涯，使他不仅精通日语，而且对日本政界、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入的了解，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通"。
在早稻田大学期间，鲍君甫接触到了各种新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
那些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深深震撼了这个远离故土的中国青年。
他参加了在日中国留学生组织的读书会，与同窗好友讨论中国的政治形势和社会问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点。
1918年，鲍君甫学成归国，正值五四运动前夕。
他回到上海后，凭借流利的日语和丰富的学识，很快在上海滩声名鹊起。
他先是在一家日本通讯社担任记者，后又供职于上海的日本三井商行。
凭借着出色的交际能力和"日本通"的身份，他结识了众多重要人物，建立起广泛的人脉关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鲍君甫积极投身其中，参与了多次爱国游行示威活动。
这一段经历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的危难和民族的苦痛，也让他开始思考中国的未来道路。
1925年，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上海爆发。
鲍君甫积极参与其中，正是在这次运动中，他结识了领导上海总工会罢工的顾顺章，通过顾顺章又认识了许多共产党员，比如李立三、任弼时等人。
这些接触为他日后的人生道路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鲍君甫天性正直，有强烈的正义感，与在上海大学执教的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产党员常有交往。
通过这些接触，他对共产主义理想有了更深的了解，内心深处逐渐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1926年底，为了更好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开展活动，鲍君甫对外改名杨登瀛，并以此名加入了国民党。
当时的国民党还处在国共合作时期，党内左右派并存，鲍君甫明确地站在了左派一边，这也为他日后成为双面特工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风云际会，结缘革命志士
1925年11月，共产党员陈养山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发行科长，负责向各地转运广州的进步书报、杂志。
陈养山租住在四川路虬江路口的鸿庆坊，那里成为了革命书刊的重要中转站。
1926年春，鲍君甫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陈养山。
当时，陈养山正在学习日语，希望能够更好地了解日本的动态，有人推荐说鲍君甫是"日本通"，于是两人便结识了。
陈养山常将《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进步书报送给鲍君甫阅读，两人在交流中发现彼此政治观点相近，遂成为好友。
鲍君甫有时帮陈养山去邮局领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寄来的进步刊物，还帮他在公共租界找到安全的收信地点。
通过陈养山，鲍君甫又认识了敖景象、沈雁冰、陈望道等共产党人。
这些接触让他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内心的倾向性也越来越明显。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白色恐怖笼罩上海。
鲍君甫因同情共产党而被捕入狱，在狱中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临处决前，他的旧友、时任国民党要员的张道藩出面保释，这才逃过一劫。
这次劫后余生的经历，让鲍君甫对国民党右派的失望达到了极点，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
出狱后，鲍君甫表面上韬光养晦，实际上却在暗中寻找为共产党做事的机会。
他深知自己的处境复杂，既要在国民党的圈子里立足，又要保持对共产党的忠诚，这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勇气。
五卅运动期间，鲍君甫常到上海伊文思洋行买书，结识了广东老乡杨剑虹。
杨剑虹是青帮头子，为人精明能干，在上海滩颇有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杨剑虹受到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委任，正在着手成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这就是中统局的前身。
1928年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在上海筹建侦察机构，时任采访股总干事的杨剑虹看中了鲍君甫的能力和人脉关系，便把他推荐给调查科主任陈立夫及其继任者张道藩。
在杨剑虹的引荐下，鲍君甫顺利进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系统，开始了他传奇的双面特工生涯。
1928年春的一个黄昏，陈养山在浙江搞农民暴动失败后，疲惫不堪地回到上海，无处安身，便借住在鲍君甫家中。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陈养山得知鲍君甫想为共产党做事，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陈养山当即向党组织做了详细报告，建议发展鲍君甫为我党的情报人员。
【三】身居敌营，成为双面特工
1928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刚刚设立情报科（特二科），陈赓担任科长。
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周恩来收到陈养山的报告后，经过慎重考虑，认为鲍君甫这样的关系虽然在政治上不是很可靠，但对于打入国民党内部却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1928年5月的一个午后，在霞飞路一家幽静的咖啡馆里，陈赓与鲍君甫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面。
这次会面具有历史性意义，它标志着中共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建立的第一个情报关系的正式确立。
陈赓仔细观察着坐在对面的这个中年男子，鲍君甫身材中等，戴着金丝眼镜，举止文雅，说话时条理清晰，完全不像一个特务，倒更像是一个学者。
经过长时间的谈话，陈赓确信这个人虽然出身复杂，但内心是倾向进步的，可以信任。
会面中，陈赓向鲍君甫详细说明了党的政策和要求：希望他能够在国民党内部继续潜伏下去，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为党组织提供重要情报，同时协助营救被捕的同志。
鲍君甫听后，郑重地表示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了保护鲍君甫的安全，陈赓安排中央特科情报科副科长、自己的助手刘鼎与他进行单线联系。
同时，还派遣连德生（曾赴苏联接受过专门的特工培训）担任他的保卫工作，另外安排秘密党员张红惠（化名安娥，后来成为田汉夫人）作为鲍君甫的秘书。
为了配合鲍君甫"双面特工"的角色，中央特科精心策划了一系列"配合"行动。
他们给鲍君甫送去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故意透露一些已经转移的活动据点，让鲍君甫带人去"破案"立功。
这些行动既保护了真正的机密，又帮助鲍君甫在国民党内部建立威信。
1928年8月，一个意外事件改变了鲍君甫的命运轨迹。
杨剑虹因为涉及一桩贪污案而畏罪自杀，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构一时群龙无首。
经过陈立夫、张道藩的联袂推荐，蒋介石亲自任命鲍君甫（以杨登瀛的名义）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
陈立夫亲自到上海，郑重其事地把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授给鲍君甫，委任状上写着："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
这个任命大大提高了鲍君甫的地位和权力，也为他更好地为党工作创造了条件。
从这个时候起，鲍君甫正式成为了国民党在上海特务机关的最高负责人。
用陈赓后来的话说："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掌握在我们手里。"
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确实反映了鲍君甫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四】步步高升，获得敌人信任
几次"成功破案"后，鲍君甫逐渐赢得了国民党上级的信任。
1930年，调查科扩大活动范围，分别向上海、武汉、开封等地派出特派员。
此时的鲍君甫已经在上海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不仅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关系密切，还与租界巡捕房的高层人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法租界巡捕房任命鲍君甫为顾问兼探长，这个职位使他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机密信息。
英国籍探长兰普逊对他十分信任，常常邀请他参与重要案件的处理，两人甚至成为了网球搭档，私人关系相当融洽。
这一时期，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主任几经换人，先后有张道藩、钱大钧、叶秀峰、徐恩曾等，但他们都对鲍君甫表示信任。
特别是徐恩曾，作为陈立夫的表弟，他上台后极力拉拢鲍君甫，甚至把党务调查科的秘密办事机关地址——南京中山东路5号都告诉了他，并对他说："在用钱上，中央总是依从你的。"
张道藩与鲍君甫的关系更是特殊。
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张道藩曾请鲍君甫帮助他除掉一个政敌，使张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站稳了脚跟，后来还升任副部长。
为此，张道藩对鲍君甫感激不尽，视为知己。
每当张道藩、陈立夫到上海来，鲍君甫总是尽心招待，今日"一品香"，明夜"大都会"，声色犬马，以巩固私人友情。
凭借着出色的交际能力和"日本通"的身份，鲍君甫很快与各方势力建立起广泛联系。
他与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关系密切，通过茅乃功获得了警备司令部各种印签的式样，这为他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英国探长兰普逊对鲍君甫的信任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甚至授予他"如果有要案需要急办，不必办理拘捕手续，作为现行犯尽管随时去逮捕"的特殊权力。
这意味着鲍君甫在上海租界内几乎拥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
中央特科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还特别为鲍君甫配置了一辆别克高级轿车，每月提供400元的活动经费，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这些投入都是为了帮助鲍君甫维持他在上海滩的社会地位，更好地为党的事业服务。
在四川北路大德里的过街楼上，中央特科设立了"杨登瀛办事处"，这里成为了鲍君甫对外联络的据点。
表面上这是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办事处，实际上却是中共特科的秘密联络站。
于是，蒋介石交办给调查科的重要大案也会由鲍君甫独自负责处理。
1930年，一个从苏联归来的中共党员黄第洪，因为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竟然密函蒋介石，声称愿意"归顺校长"，并表示可以引诱周恩来上钩。
这封密信通过层层转手，最终落到了鲍君甫的桌案上。
当鲍君甫拆开这份绝密函件时，内心受到了巨大震撼。
函件中详细描述了黄第洪与周恩来的接触计划，以及他准备设下的陷阱。
如果这个计划得逞，不仅周恩来会有生命危险，整个中共中央的安全都将受到威胁。
鲍君甫当夜就通过秘密渠道将这一情报传递给了陈赓，使周恩来及时获悉了黄第洪的叛党行为，避免了一场可能的灾难。
这一事件让中央特科对鲍君甫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也让鲍君甫在双面特工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
正当鲍君甫的地下工作日渐深入、党组织在国民党内部的情报网络逐步完善的关键时刻，一场史无前例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
1931年4月的某个深夜，一份来自武汉的绝密电报悄然送达南京，电报中记录的内容将彻底震撼整个国民党特务系统，也将决定鲍君甫乃至整个中央特科的最终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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