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19日凌晨，《四川农民日报》提前加印了一期，头版只有四个黑体字——“打破碗花”。报童在成都街头高喊，人们一边纳罕，一边掏钱。就在同一天的早饭桌上，西郊郫县红光社的大娘温淑芬才听说：三天前让她“摆龙门阵”的那位湖南口音的客人，其实就是毛主席。

时间回拨到3月16日下午。车队离开金牛宾馆时，并没有人预料到它会拐向郫县。驾驶员习惯性问方向，李井泉也转头请示。毛主席笑了笑：“往稻田多的地方走嘛。”一句看似随意的话，让正门外守候多日的郫县县委书记刘致台几乎跳下自行车，踩着泥点一路向红光社赶去。

红光社是全川成立较早的高级社，当年入社率已超九成。毛主席到达时，坝子边鼓锣还没敲响，社员却已自动聚拢。主席没听干部引见，抬手就指向最近的一户，“随便进去看看”，一句轻描淡写，把陈设简陋的农家院落变成了最高级别的座谈会。

“大娘，家里几口？”毛主席刚落座，迅速切入实际。温大娘没认出他，只当是省里来的首长：“五口人，三个劳力。”语调平实，透着自信。问到口粮时，她拍了拍装谷子的竹篓：“一年分几百斤，还能余些换盐巴。”旁边副社长忍不住补一句“四百五十斤”，却被主席摆手止住，“老百姓说的才算，这话得听。”

对话没持续太久，真正吸引主席注意的，是柴垛旁那一捆细枝红花。大娘顺口道：“这是打破碗花，专门灭七害，连偷油婆都熏跑。”偷油婆是川西话里的蟑螂，主席第一次听见，颇感新鲜，竟亲自弯腰拿起那束野草。闻了闻，没有刺鼻味，只带微苦的草腥。

“怎么用？”他追问。温大娘不紧不慢：“捣碎泡水，泼在猪圈粪坑，一会儿虫子就翻肚皮。”她说着比划手势，神情认真。听得众人直点头，毛主席却皱眉思索。农药紧缺，一味野生植物能广谱杀虫，这可是解决大事的线索。

考察结束前，主席召集随行干部，当场拍板：“抓紧写材料，报纸、电台都要发。让大家学学郫县这条路子。”随行植物学者梁禹久被点名，“文章明后天就得见报。”他答“保证完成任务”，回程路上就伏在吉普车里写草稿。

事情并非一时兴起。一个月前，颐年堂会议上，毛主席提出在西南开会，就是想把调查点落到生产第一线。他评价南宁会议“地区偏东”，决心弥补空白。这次四川行，他不看迎检展板，只问生产数字和群众口碑。面对某些干部报喜不报忧的老毛病，他屡次提醒：“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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郫县之行给了一个活样本。红光社不靠外购农药，照样杀虫，关键就在本地植物资源。七害中，苍蝇、蚊子、跳蚤蔓延快，若能抑制，既护庄稼，也保健康。毛主席说，“打破碗花小，功劳大”，这一句很快随电报传至京沪。

三日后，《四川农民日报》按时见报，版面简朴却震动全国。省外来函雪片般飞向成都，询问种子、栽培方法。农业部随后组织试验队，将打破碗花学名、毒性阈值、对稻谷安全数据一一测定。1958年5月，《农作物保卫手册》增补条目，把它列为推广植物源杀虫剂的头号品种。

郫县红光社也因祸得福。一夜之间参观团络绎不绝，社员们忙着当讲解，却没耽误春耕。有人说红光社沾了主席光，可当地老人更愿意提另一件细节：毛主席离开前叮嘱，“粮食分配再核算一次，多听群众意见。”此后社里实行公开榜贴制度，队长算错账要当众纠正，社员笑称“打破碗花花”不仅治虫，也治糊涂账。

有意思的是，打破碗花并非四川独有，陕甘高原、两广丘陵皆能见到，但过去没人想到把它当农药。一次田间偶遇，将民间经验推到全国舞台，这种路径后来被农业科技人员称为“群众发明—干部验证—国家推广”的典型流程。

回望1958年，钢铁、高产、卫星田这些口号被人反复提起，可在许多老农心中，最具体也最实惠的记忆，是那捆不起眼的红色小花。它让春夜少了嗡嗡声，也让干部多了走进院坝的理由。毛主席要求“要全国推广”，说到底，是信任群众，也是在给基层经验一个出头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