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建国，1991年那会儿，我刚三十出头，在中俄边境的黑河口岸做倒爷，说白了就是倒腾点烟酒、日用品，赚点差价。那时候苏联刚解体，那边乱得不成样子，物资缺得厉害，我们这边一瓶普通的二锅头，到他们那边能换不少东西，我就是靠着这个，在边境混口饭吃。

我住的地方离口岸不远，是个小砖房，每天天不亮就推着板车去摆摊，板车上装着二锅头、方便面、毛巾肥皂，都是苏联人稀罕的玩意儿。口岸边上人来人往，有中国人，也有苏联人，大多是来换东西的，也有不少苏联军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眼神里透着疲惫和迷茫。

我摆摊的位置固定，就在口岸入口的拐角处，靠着一棵老杨树。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出摊，下午五点收摊，风雨无阻。那时候边境管得不严，只要不碰违禁品，没人管你换什么。我嘴甜，会来事，跟不少苏联人都混了个脸熟，生意还算过得去，每个月能挣个千八百块，在当时算是高收入了。

我媳妇在家带孩子，父母身体不好，全家的担子都压在我身上，所以我拼了命地干，就想多挣点钱，让家人过得好点。我这人没别的爱好，就爱喝两口二锅头，每天收摊后，都会坐在老杨树下，喝上半瓶，解解乏。

那天是1991年12月的一个早上，天特别冷，零下三十多度，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我推着板车刚到摊位，就看见一个苏联女兵站在不远处，盯着我的二锅头看。她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个子不高，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军帽压得很低，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又大又亮，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落寞。

她在我摊位前站了半天，脚都冻得直跺，却始终没说话。我看她可怜，就冲她喊了一句：“姑娘，要换东西吗？二锅头，便宜。”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用生硬的中文说：“我……我想换一瓶酒。”

我点点头，拿起一瓶二锅头，递到她面前：“换什么？你有什么东西？”

她犹豫了一下，伸手摘下脖子上的银项链，项链上挂着一个小小的五角星吊坠，是纯银的，磨得发亮。她把项链递给我，声音很小：“这个，换一瓶酒，可以吗？”

我接过项链，掂了掂，这项链至少值几十块钱，换一瓶二锅头，太亏了。我赶紧摆手：“不行不行，这项链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她却急了，把项链往我手里一塞，拿起二锅头就想走。我拉住她，把项链塞回她手里：“姑娘，这酒我送你了，项链你拿回去，这是你值钱的东西。”

她看着我，眼睛突然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强忍着没掉下来。她摇了摇头，又把项链塞给我：“我母亲，病了，很冷，需要酒暖身子。这项链，是我父亲留下的，他是军人，死在了阿富汗。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换了。”

说完，她拿起二锅头，转身就跑，跑了几步，又回头冲我鞠了一躬，然后消失在人群里。我握着手里的银项链，站在寒风里，半天没缓过神来。那时候我才知道，她不是来换酒的，是来求活路的。

从那以后，她每天都会来我的摊位，有时候带一块巧克力，有时候带一个旧手表，有时候带一块苏联的布料，都是来换二锅头。我每次都不收她的东西，把酒白送给她，可她每次都非要留下点什么，说不能白拿我的东西。

一来二去，我们就熟了。我知道她叫娜佳，家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小镇，母亲得了重病，家里没有吃的，没有柴火，她偷偷从部队跑出来，就是想换点吃的和酒，给母亲续命。她在部队是通信兵，因为国家乱了，部队也散了，她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我也跟她讲我的事，讲我家里的媳妇和孩子，讲我父母的病，讲我在边境做生意的不容易。我们坐在老杨树下，她喝着我给的二锅头，我喝着我的酒，说着各自的难处，说着说着，就都沉默了。江两边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却有着一样的心酸，一样的无奈。

有一天，娜佳来的时候，脸色特别差，眼睛红肿，一看就是哭过。我问她怎么了，她蹲在地上，抱着膝盖，哭着说：“我母亲，走了，昨天晚上，走的时候，还握着我给她的酒瓶子。”

我心里一酸，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能递给她一瓶二锅头。她接过酒，喝了一大口，呛得直咳嗽，眼泪流得更凶了。她说：“我没有家了，没有亲人了，我不知道该去哪里。”

我看着她可怜的样子，心里软得一塌糊涂。我想了想，对她说：“要是你不嫌弃，就跟着我吧，我管你吃管你住，等你找到去处，再走。”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里满是感激，点了点头，说了一句：“谢谢你，中国大哥。”

从那天起，娜佳就跟着我一起摆摊，她帮我看摊，帮我搬东西，帮我跟苏联人交流。她很能干，也很懂事，从来不多说话，只是默默地干活。我媳妇知道了这事，一开始还不高兴，说我带个外国女人回家，不像话。可等她见了娜佳，看她那么可怜，也就没说什么了，还经常给她做吃的，给她缝补衣服。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娜佳在我家住了下来，成了我们家的一份子。她帮我媳妇做家务，带孩子，跟我父母也处得很好。我父母很喜欢她，说她是个好孩子，懂事又孝顺。

可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麻烦就来了。有一天，几个苏联警察来到我的摊位，指着娜佳，说她是逃兵，要把她抓回去。娜佳吓得躲在我身后，浑身发抖。我赶紧上前，跟警察解释，说她不是逃兵，是我的朋友，她母亲去世了，无家可归。

可警察根本不听，非要抓她走。我急了，跟他们吵了起来，周围的人都围了过来，帮我说话。警察看人多势众，也不敢硬来，最后撂下一句狠话，说过几天再来，就走了。

那天晚上，娜佳坐在院子里，哭了半宿。她说：“大哥，我不能连累你，我还是走吧。”

我拉住她，说：“你走了能去哪里？这里就是你的家，我不会让他们把你抓走的。”

可我知道，警察不会善罢甘休，娜佳留在这里，迟早会出事。我想了一夜，终于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我把所有的货都卖了，把攒的钱都取了出来，一共五千多块钱。我把钱递给娜佳，说：“娜佳，你拿着这些钱，去南方吧，那里暖和，也安全，找个地方好好生活，别再回来了。”

她看着我，眼泪直流，摇着头说：“我不能要你的钱，我不能走，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说：“傻孩子，我们没事，你放心走。记住，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好好活着。”

她抱着我，哭了很久，最后接过钱，给我和我媳妇磕了三个头，然后转身走了。她走的时候，天上下着雪，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雪地里。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娜佳。有人说她去了哈尔滨，有人说她去了上海，还有人说她回了苏联，可我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我一直留着那条银项链，五角星吊坠被我磨得更亮了。每当我看到这条项链，就会想起1991年的那个冬天，想起那个穿着军装的苏联姑娘，想起那瓶二锅头，想起那段难忘的日子。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也老了，孩子长大了，父母也走了。我经常坐在院子里，看着那条银项链，想起娜佳，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是不是还记着我这个中国大哥。

有时候我会想，那瓶二锅头，换的不是一个苏联女兵，换的是乱世里的一点善意，是两个陌生人之间的互相温暖。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们都在为了活下去而拼命，可正是这点微不足道的善意，让我们在寒冷的冬天里，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江水流淌了一年又一年，边境的口岸越来越繁华，可我永远忘不了1991年的那个冬天，忘不了那个叫娜佳的姑娘，忘不了那瓶改变了我们命运的二锅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