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26日凌晨，专列由上海向西疾驰，灯火掠过车窗。毛主席翻着一叠刚收到的农村来信，眉头越锁越紧。信里一句话反复出现——“生了病，只能硬扛”。他抬头自言自语：“这可不行，老乡命比啥都要紧。”

不到一周前，他还在井冈山同社员围坐灶台旁聊天。有人直言，如今柴火不缺、红米不愁，唯独“治病还是老难题”。那天夜里山风呜呜，毛主席久久未眠，回京途中便把卫生工作摆到了日程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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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到站，他顾不得休息，当晚召来随行人员，提出一个问题：“全国八九亿人，大多数在农村，可医生都挤在城里，这是为谁服务？”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回答。毛主席挥了挥手：“别慌，先把数据摸清。”

调查结果很快摆上桌：当时九成高等医务人员驻在城市，七成聚集大城市，县城仅得两成，乡村连一成都不到；医疗经费的四分之三留在城市，农民每年摊上大病，只能卖粮卖牛。毛主席盯着表格许久，终于沉声道：“卫生部只照顾百分之十五的人，其中多是坐洋车的老爷。要嘛改名叫‘城市卫生部’，要嘛叫‘老爷卫生部’！”

这番痛批掷地有声，随行记录员记下了原话。第二天一早，文件直送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连夜赶到中南海汇报，承认基层医疗网点稀疏，培养体系又脱离农村。毛主席没有多责备个人，而是直指体制：“医学教育不必念那许多年。华佗几本竹简就能行医。读书多了，反倒远离穷苦人。”

他当场拍板三件事。其一，医学院校要缩短学制，招高小毕业生，三年成才，下乡锻炼；其二，城里大医院只留少数骨干，其余医师轮流支援农村；其三，拨专项经费，建立县、区、村三级防治网，先把常见病、多发病管住。听完指示，钱信忠低头记完笔记，悄悄擦了把汗。

时间往前推，1954年夏天，毛主席接见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也谈过类似话题。他说：“你们忙着拿西方教科书，却看不起中医。老祖宗留下不少好东西，可不能丢。”同年，他拍板成立中医研究机构，提议“中西医合作”，奠定了后来中医学院的雏形。此后十年，他每到一地，必问医疗所、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几句话，在地方干部心里扎下了“先治病再干活”的钉子。

然而，医疗布局的惰性仍旧顽固。城市里的显微外科、心脏搭桥令人眼花，可瘟疫在大西南反复暴发，治疟疾的喹啉酸片连个影子都买不到。于是，1965年的那次怒斥，像一声惊雷，逼得各方动起来。卫生部紧急开会，将“面向工农兵”写进工作要点；各省办起医疗队，下乡、进山、到海岛，一种夹着药箱、脚蹬解放鞋的“赤脚医生”模式随之出现。

“我这双手原是拿锄头的，如今也能拿镊子。”湖南汝城的赤脚医生廖大胜这样形容自己的转变。三年短训，他学会基本诊断和针灸，平日种田，农闲看病，一支银针配上常备草药，村里娃娃发烧、产妇难产都有人管。这样的故事，从东北雪原到海南椰林，都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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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城市大医院初期并不情愿“放人”。一些专家抱怨到乡下怕“埋没技术”。毛主席听后笑道：“埋没什么？救活一个农民娃，不比研究一条狗动脉更光荣？”一句话堵住了不少反对声。批示下达半年后，统计表明，支援农村的城市医生超过两万人，带去了手术刀也带去了最新治疗经验。

1968年，《文汇报》一篇报道把“半医半农”卫生员称为“赤脚医生”。毛主席在报纸旁批注：“赤脚医生就是好。”短短六字成了口号，各地竞相学习。这一年，全国共培训十余万赤脚医生，常见病救治率大幅提升，医疗费却只占公社总支出的零头。浙江诸暨县一个大队的账本显示，一条推磨驴的口粮钱，足够全村一年的常用药。

另一方面，中医药迎来复兴。对草药熟门熟路的赤脚医生把“背篓药柜”背进山湾，治疗费用低廉，符合农民承受力。西医专家也因此获得大量临床实践机会，一些融合疗法由此诞生。云南白药外敷配合青霉素注射治外伤，就是那个时期在战备医院形成的常规方案，后来推广全国。

1970年代初，国家卫生网络初具雏形。人民日报公布数据，全国农村卫生院二万余所，赤脚医生达一百五十万名，县县都有防疫站，乡乡有卫生所。儿童破伤风病死率从建国初的千分之二降到万分之三。国际上一片惊叹，认为发展中国家能在十多年内把平均寿命提高到近七十岁，“不可思议”。

当年怒批卫生部的场景，长期留在在场众人心底。一位秘书回忆，毛主席收尾时只说了两个字：“为民。”随后挥手示意散会，没有多余客套。会议室外，晚风带来荷花香，灯光下的文件封面上写着“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墨迹犹未干，已经被手心紧攥出褶皱。

而今翻检资料，能够清楚看到一条脉络：从延安时期“每乡一医务所”的设想，到建国后推进中西医并重，再到1965年那声雷霆，最终促成了赤脚医生和农村三级网。毛主席常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生命力，正是千千万万农民的健康与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