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知道，抗战结束以后，日军并没有都回到本国。在国共两军都有日本军人，数量还相当不少。
一九四五年九月，沈阳城外一处秘密军营，一份三万人的特殊名单被封存进绝密档案袋。
名单上的名字，全是刚刚放下武器的日本战俘。
抗战已经宣告结束，这几万人本该坐上遣返的火车，但这帮人却换上了另一种军装，直接进入了极其核心的军工和医疗部门。
同一时间，在几千公里外的山西太原，几千个日本兵被秘密发放了德式装备，甚至配备了专门的指挥部。
这一切的操作，都指向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走向。
01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正式画上句号。
八十万关东军被全部缴械，这个消息传遍大江南北，极其提气。那时候各方势力都在盯着东北这块肥肉，毕竟这里有全套的重工业底子，谁拿下这里，谁就有了争天下的本钱。八路军当时行军速度极快，先行抢占了东北。当时的口号喊得很响亮，就是要独霸东北，把这里建设成背靠苏联的大后方基地。
东北本来就是日本人苦心经营多年的战争基地，里面有大量的作战物资，还有一整套极其先进的军火体系。大军刚进沈阳，接收了张作霖当年留下的大型兵工厂。日本人把这地方改名叫奉天造兵所株式会社，而且进行了深度的改造。仅仅在一九三七年这一年，日本人就往里面砸了两千五百万元搞扩建。到了最鼎盛的时期，这个厂子里竟然有三万多名工人，光是工程技术员就有一千二百多人。
当时的产量数据，看着都让人头皮发麻。这个造兵厂光是子弹，一天的产量就能达到三十万发。相比之下，抗战时期国军最强悍的金陵兵工厂，马力全开一天的产量也仅仅只有三万发。造手榴弹更是离谱，奉天厂一个月能造七万枚，而国军的兵工署第三十兵工厂，一个月也就勉强凑出一万四千多枚。这种对比，说白了就是全方位的降维打击。
大军进驻兵工厂，看着堆积如山的机器设备和流水线，本来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这股高兴劲儿还没过去三天，一个极其严峻的现实问题就摆在了面前。那些先进的机器设备，咱们的人根本就不会用，整个工厂陷入了停摆。
当时赶赴东北的部队，绝大部分都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农民子弟。大部分人文化程度极低，有些连字都不认识，稍微好一点的也就认得几百个字。很多年轻战士在进东北之前，连电灯泡都没见过，更别说坐火车、看钢轨了。部队里少量的知识分子，基本都是文科生，主要负责军队的宣传工作。那个年代就是这个现状，理科和工科人才极度匮乏，懂得现代工业体系的工程师更是少得可怜。
而东北这套庞大的日本工业体系，是高度依赖技术人员的。就拿军工厂来说，如果没有核心的技术骨干和工程师来指挥、管理、调试机器，再先进的设备也和废铁没有任何区别。当时的奉天造兵厂里，日本籍的职员占到了全厂总数的十分之一，这些人垄断了所有的核心技术。而中国工人，绝大多数只能从事最基础的体力劳动和简单的组装，根本接触不到核心技术图纸。
机器不转，弹药就造不出来。在这个节骨眼上，想要让兵工厂重新运转，唯一的路子就是把那批日本籍的技术人员留下来。这在当时是个极其大胆的决定，毕竟几天前双方还在战场上拼命。但在极度缺乏技术人才的紧要关头，生存和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就像古代那句老话说的，府库都藏满了，老百姓还挨饿，钱在库里，人在土里。守着金山却造不出子弹，那才是最大的失误。
于是，大批的日籍技术人员被留用。仅仅是编入第四野战军的日籍军人，有记录的就大约有三万人左右。西方一些情报资料里，甚至认为这个数字高达十万人。这些人在兵工厂里，成了维系运转的关键力量。
02
除了军工系统，另一个大量使用日籍人员的部门，是极度缺乏人手的医疗系统。
在那个年代，咱们自己的医疗水平可以说是极其简陋。很多卫生员都是半路出家，连最基本的无菌概念都没有。当年白求恩刚到中国的时候，看到战地救护的现状，甚至被气得直接动手打人。有一次，一个卫生兵在给重伤员清理伤口时，竟然顺手拿了一把脏兮兮的小扫帚去扫伤口上的泥土。这种操作无异于谋杀，白求恩当场发飙，一脚把那个卫生兵踹倒在地。这不能怪卫生兵，这确实是当时医学知识极度匮乏的真实写照。
专业的护理人员极度短缺，能做外科手术的医生更是屈指可数。白求恩那样的大夫，一天要做十几个大手术，累到连眼睛都睁不开。这种医疗条件，对于即将展开的大规模战役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种背景下，收编日军留下的成熟医疗体系就成了当务之急。官方数据显示，仅仅在东北军区卫生部里，留用的日本人就至少有七千二百人，这还不算其他分散的卫生系统人员。
这批人里有大量的军医和数千名女护士。起初，这帮人的心理状态极其紧绷。有一个才十八岁的日本女护士，因为见识过战败后的混乱，对自己的命运极度惊恐。她当时甚至随身藏着一瓶毒药，打定主意一旦遇到危险就立刻服毒自尽。
但这瓶毒药，她到最后也没用上。她被编入了四十军，成为了一名随军护士，从冰天雪地的东北一路行军到了武汉。日子虽然过得很苦，每天都在行军走路，工作量大得惊人，但她发现周围并没有人伤害她。大家对这些技术人员的态度出奇地好。只有在行军最困难、后勤彻底断绝的时期，她才吃过高粱米。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她都能吃到大米和白面，伙食待遇甚至比咱们自己的护士还要高出一个档次。
这批医护人员的加入，彻底改变了当时的伤员救治效率。很多极其复杂的手术，比如截肢、开胸，都是这帮日本军医在手术台上完成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开始并不是自愿留下的。在接收政策下，有些是整个单位强制留用，有些则是通过日军内部的自我筛选。日本军队的传统是比较讲究论资排辈和技术传承，所以在遣返时，很多资历老、医术高的老军医主动选择留下来干活，把回国的名额让给年轻的新兵。
既然留下了，这帮人干活还是极其卖力的。医疗系统的平稳过渡，让前线的将士们有了极大的保障。这事儿说白了，就是实用主义。人尽其用，物尽其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活下来并且壮大自己，比任何面子都重要。
03
如果说军工和医疗是维持基本盘，那空军系统的组建，简直就是神来之笔。
在众多被留用的日籍人员中，林弥一郎绝对是个重量级人物。这人是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指挥官。随着他的投降，一整套完整的航空班底全部落入囊中。
光是林弥一郎手底下，就有二十名熟练的战斗机飞行员、二十四名高级机械师、七十二名机械员，再加上各类地面保障人员，总数将近两百人。这在当时简直就是无价之宝。要知道，培养一个飞行员需要耗费巨量的黄金和时间，更别提那一整套地面维护体系了。
这批人直接成了东北老航校的底座。这所航校，就是中国空军的摇篮。后来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全是在这里毕业的。这波操作，直接省去了咱们摸索的几十年时间。
林弥一郎带着这帮人，手把手教出了第一代飞行员。刚开始，这帮日本人心里非常不服气。作为昔日的空中霸主，现在要给打败自己的人当教练，心理落差极大。甚至在初期通化地区，还有一部分日籍人员参与了武装暴动，企图同四野的武装交火，但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
风波平息后，留下来的技术人员开始死心塌地干活。这种死心塌地，一方面是因为跑不掉，另一方面是待遇确实给得到位。尊重技术，在任何时候都是硬通货。
除了飞行员，还有大量的铁路技术人员也被分散到了各个关键岗位。到了一九五零年，还有八百名日本铁路技术人员和他们的家属，被整建制地送到了甘肃天水，负责修建兰州到天水的铁路。这帮人在中国一待就是好几年，把自己的大半个青春都耗在了这里的铁轨上。
同样是留用日本兵，北边的东北大地在热火朝天地搞建设、学技术，而远在山西太原的阎锡山，玩的却是另一套极其危险的游戏，结局也大相径庭。
04
阎锡山为了保住自己在山西的地盘，抗战一结束，就动起了歪心思。
一九四六年一月，阎锡山通过各种威逼利诱，硬是截留了大约六七千名日本兵。这批人本来应该缴械回国，却被阎锡山私藏了下来。到了一九四六年五月，阎锡山把这些分散在各地的日军武装，全部整编成了所谓的山西保安总队。
为了掩人耳目，这支部队六月份成立总司令部时，表面上让中国人挂名当总司令，但真正的实权，全部掌握在一个叫岩田清一的高级参谋手里。这等于是直接把枪杆子交给了战俘。
这事儿不仅违反了盟国的受降协定，更是引发了各方的强烈不满。美国、英国都在发声指责，连日本本土那边都在闹，蒋介石那边也极度不满阎锡山这种私自扩充实力的行为。在多方施压下，阎锡山没办法，只能遣送了大部分日军回国。
但到了一九四七年六月，依然有两千四百四十七个日本兵在为阎锡山卖命。阎锡山对外统一口径，说这帮人全都是铁路技术人员。
这批留在山西的日本兵，命运和东北的那些人截然不同。他们被当作纯粹的作战消耗品推上了前线。但这个时候的日本兵，战斗力已经急剧衰弱。国家已经战败，军国主义的狂热退去，所有人只想活着回家，根本没人愿意替阎锡山卖命。
这种极度低落的士气，很快就在战场上现了原形。一九四七年正太战役期间，镇守在阳泉城内狮脑山的大约五百多名日本兵，连枪都没怎么开，直接主动走出来缴械投降。他们唯一的诉求就是要求被遣返回国。这在抗战期间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画面，以前就算五十个日本兵，也会死磕到底。
一九四八年晋中战役打完，山西的日本兵只剩下了一千一百多人。等到最后的太原战役，最后一支五百人的日军炮兵部队被全歼。这支被阎锡山寄予厚望的秘密武器，就这样彻底灰飞烟灭。
不同的选择，注定了不同的归宿。一方是用技术换生存，最终全身而退；另一方是继续当炮灰，最后埋骨他乡。
05
东北留下来的这批日本兵，在中国的时间比想象的要长得多。
在一九五零年的抗美援朝战场上，爆发了极其惨烈的松骨峰战役。在那场大火拼中，有一个叫李玉安的老兵，胸部被子弹直接贯穿，身受重伤。
被紧急送到后方医院后，李玉安连续做了三次开胸大手术。在那个医疗条件简陋的年代，开胸手术的风险极高。三次手术做完，李玉安的伤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持续恶化，命悬一线。
眼看人就要不行了，军区紧急调派了当时医术最高明的一位专家来进行第四次手术。这名专家，就是当年留在东北军区的一名日本军医。
在手术台上，日本军医凭借着精湛的技术，切开胸腔，硬是从里面取出了几块之前三次手术都没有发现的碎骨。就是这几块碎骨一直在引发感染。骨头取出来后，李玉安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名日本军医，一直在医疗岗位上坚持到了朝鲜战争结束。
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随着局势的彻底稳定和国内技术人才的逐步成长，这批日籍人员才开始分批次陆续回国。离开的时候，很多人的行李里装满了这几年攒下的粮票和纪念品。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有一段话被记录在案。大意是感谢那一部分在特殊时期作为医生、护士和技术员留下的日本人，他们用自己的技术做出了贡献。
时间一晃就是六十多年。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国驻日本使馆搞了一个特别的仪式。二十七名当年留下来的日籍老战士，以及十二名老战士的家属，被请到了现场。使馆给他们颁发了纪念章。
这些当年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如今都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摸着胸前的纪念章，这群白发苍苍的老人眼眶红了。这批人在一九四五年那个兵荒马乱的秋天，脱下旧军装，穿上新制服，在陌生的土地上干了七八年。有的搞出了子弹，有的修好了飞机，有的在手术台前抢回了一条条人命。最终，这些往事都随着岁月的流逝，变成了一段再也无法复制的奇特记忆。当年的战火硝烟早已散去，留下的只有历史档案里那些冰冷却真实的数据，默默记录着这群人曾经的存在。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