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收到一封自荐信。写信的人叫罗沛霖，上海滩月薪120大洋的顶尖工程师，却要去连电都没有的延安。
林伯渠接见他时反复确认：延安连电灯都没有，你搞无线电的，去了能做什么？
罗沛霖只说了一句话：有手有脑有材料就能做，没材料，就找替代品。
1935年，罗沛霖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物理考了满分，是正儿八经的科班硬核人才。
毕业后他先去广西第四集团军无线电厂，工厂一片萧条，施展不开。他借出差之机回到上海，进了中国无线电公司。1937年，他已是业内香饽饽，月薪120大洋。
这120大洋是什么概念？够普通家庭过整整十年，在上海法租界能买半亩地。罗沛霖在法租界有公寓，出门黄包车，手边全是进口技术书籍。换谁在这位置，怕是都想缩在租界保命。
可他偏不。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罗沛霖随厂迁武汉。他在那里偶遇交大校友周建南、孙友余，得知他们正准备奔赴延安。前线传来的消息让他堵得慌：国民党部队因通讯不畅屡屡被动，他这个搞无线电的，技术不用在救国上，再厉害又有何用？
他在国民党的无线电厂待过，亲眼见缴获的电台被堆在角落当废铁，前线急缺器材，后方却官僚腐败、器材浪费。那一刻他彻底心凉：技术若用不到该用的地方，不过是摆设。
1937年12月，他辞掉上海的高薪工作，辗转到西安，给八路军办事处递上自荐信。林伯渠亲自接见这位年轻人，因为当时像他每月能拿120块大洋却愿意去延安的人，实在不多见。
办事处同志见他洋派打扮、金丝眼镜，反复确认：延安连电灯都没有，你去了能做什么？罗沛霖答得干脆：有手有脑有材料就能做，没材料，就找替代品。
经林伯渠接见、李强核实，他的申请被批准。1938年3月，罗沛霖背着装满无线电书籍的藤箱，踏上了去延安的路。
1938年春，罗沛霖到延安，被分配到中央军委三局。三局决定在延安建立通信材料厂，他被任命为工程师，主持技术和生产。
说是厂，其实就是十几个窑洞加四五间平房。全厂加起来就二十来人，有长征老红军，也有年轻学徒，没几个懂无线电。
设备更是寒酸到让人揪心：一台手摇车床、一台手板刨床、一个手摇钻台、几台老虎钳。真的就这些。
王诤局长见了他，搓着手苦笑。罗沛霖摸着吱呀的车床说：能转就行，有总比没有强。
第一道坎立刻出现：造电台先得加工精密零件，手摇车床转起来必须有润滑油。可延安别说工业润滑油，连煤油都得省着用。车床没油就是块废铁。
罗沛霖在村里转了两天，盯上了老乡的猪油。有人笑他：你这是造电台还是炒菜？他可不是拍脑袋瞎试，作为科班工程师，他算过猪油的润滑系数，知道低速手摇车床完全能用。
就这样，猪油熬制的润滑膏成了车床的"续命药"。窑洞里天天飘着猪油香，闻着像厨房，实则是最硬核的无线电实验室。
润滑油解决了，绝缘材料又成了难题。无线电元件对绝缘要求极高，正规的胶木、电木，延安连影子都见不着。延安百姓连塑料是什么都不知道。
罗沛霖只能带着工人往陕北深山钻。翻了好几座山，终于找到杜梨木。这种树木质细密，干燥后绝缘性能竟达标。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在当时，是唯一的选择。
他带着工人砍树、烘干、打磨，把杜梨木做成电台度盘、支架，用牛角做旋钮，一点点抠出精密零件。这哪是造电台，分明是地道的木匠活。
基础材料解决了，电台核心部件还是缺。可变电容器、波段开关、电键，这些是电台的心脏，没这些就是空壳。
罗沛霖想了个招：发动群众收集废旧物资。收音机的干电池、手电筒的小零件、甚至敌机残骸的铝皮，只要带金属和电子元件，全往厂里送。
敌机残骸的铝皮敲平做面板，干电池锌皮拆下来做小零件，烧酒拿来当酒精用。
他带着工人把这些"破烂"拆解、改装、重组，这放在现在，就是顶级的逆向工程。
有位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工人问他：这些破烂真能造电台？罗沛霖拿着改装的可变电容器答：破烂不可怕，就怕没脑子，摸透原理，啥都能变宝。
更硬核的突破还在后面。罗沛霖设计的波段开关，比当时国统区大后方的产品还先进一步。他手里没有任何精密设计仪器，全靠笔在纸上画，靠手摇车床一点点车，靠眼睛一点点校准。
煤油灯的光昏黄微弱，窑洞冬冷夏热，他常常熬到深夜。眼镜片上沾着黄土，手被车床磨出厚茧，却从不说累。造电台的关键工序，他都亲力亲为，连学徒的操作都一一指导。他常说：造电台是救命的，差一丝一毫都不行。
从1938年3月到1939年6月，罗沛霖在延安只待了15个月。就是这15个月，他带领二十来人的团队，硬生生造出60台7.5瓦移动电台和1台50瓦发射机。
7.5瓦的轻便省电，专给前线游击部队用；50瓦的功率大，能联络远距离的抗日根据地。每一部电台，都沾着黄土、混着猪油香、刻着杜梨木的纹路。
当第一部电台传出清晰电波时，窑洞里的人全欢呼起来，有人激动得红了眼：这是咱延安自己造的电台啊！
王诤局长开玩笑说：有了罗工程师，我们就不再是土八路了。
1939年，延安受日军和国民党部队三面夹攻，局势危急。党组织决定分三路疏散，罗沛霖奉命离开延安，奔赴重庆开展统战和技术工作。他走时，把电台制造的技术要点全教给了工人。一颗技术的种子，就这样留在了黄土高原。
60部电台送往前线，直接让八路军的通讯系统脱胎换骨。
在此之前，前线消息靠人跑、靠信鸽，常常延误战机；在此之后，电波跨越黄土高原，连接起各个抗日根据地。
到1943年，八路军的电台总量已达五百部，日本投降前夕更是近七百部。延安造台的技术基础，功不可没。
罗沛霖在重庆历任多家公司工程师、设计课课长。1940年，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董必武决定让他在党外做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徐冰的秘密领导下，他和孙友余、周建南等创建了中国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进会。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时，在红岩村与罗沛霖等三位原青科协的骨干人员见了面，勉励他们多做知识分子的工作。随后，在原青科协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建社，罗沛霖是共同负责的三位常务干事之一。
1947年，全国解放在即，新中国建设急需技术人才。党组织决定派罗沛霖赴美国留学，为新中国储备力量。
在交大校友钱学森的建议下，罗沛霖向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提出入学申请。他本来只申请硕士，钱学森欣然作推荐人，在推荐信中写道：我经常对他的敏感性有高度的感受。
没想到加州理工看了他的科研成果和推荐信，竟主动邀请他直攻博士。这在该校入学史上都是少见的。
1948年9月，罗沛霖只身赴美，党的地下组织仅拨款500美元资助他。彼时他35岁，离开校门13年，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他格外刻苦学习。每周学习70多个小时，忍着十二指肠溃疡的病痛。
留学的日子里，罗沛霖几乎每个周末都在钱学森家度过。他担任留美科技人员协会加州理工学院分会的负责人，动员留美人员回国。钱学森因身份特殊，只能暗地支持，不能公开参加活动。
钱学森曾向他表示：你不知道我多么盼望新中国成立，我想尽快回到国内，把我的知识贡献给新中国。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罗沛霖决定立刻回国，申请提前答辩。他婉拒了导师的高薪挽留，说：战火已经烧到我的家门口了，岂能安心学习？校方根据他的情况提前安排了答辩。仅用23个月，他就完成了加州理工学院的电工、物理和数学专业全部课程，获得特别荣誉衔哲学博士学位。
几经险阻，他终于踏上回国的轮船。就在罗沛霖离开美国后不久，钱学森被拘留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往加州理工学院，查问罗沛霖的下落。
1950年8月，罗沛霖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终于回到祖国。而此时的钱学森仍羁留在美国，过着日夜被监视的日子，和罗沛霖也断了音信。直到5年后，钱学森才顺利回国。
1952年9月，罗沛霖回到北京。他放弃了钱三强建议他去中国科学院的机会，进入了当时正在组建中的电信工业局，任技术处长。
1951年至1953年，罗沛霖两度独自赴民主德国考察谈判，负责组建中国第一个大型综合电子元件联合工厂——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并出任总工程师兼第一副厂长。
这是中国第一座规模巨大的综合性电子元件联合工厂，生产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很多关键元件，改变了我国无线电工业依靠外国零件的状况。
1956年3月24日，罗沛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参与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任电子学组副组长。
也是在1956年，在国务院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专门会议上，罗沛霖终于见到了失联五年的老友钱学森，两人百感交集，欣喜万分。钱学森夫妇还为他带来了他喜欢的唱片。
1957年10月，苏联制造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空。
1958年，超远程雷达研制工作开始，罗沛霖任领导小组负责技术与协调的副组长。他提出利用纯数字技术实现相关积累的可能性，使中国成功观测到月球回波，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实现这一突破的国家。
1964年，应古巴政府的要求，中国政府派遣罗沛霖等考察古巴电子和自动化行业。以罗沛霖为主提出了符合实际的方案，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获得首肯。
1973至1975年期间，他组织和指导了中国最早的通用计算机100系列和200系列计算机的研制工作，在推广计算机应用和培养软件人员方面起了开拓性作用。这些计算机在我国的导弹试验和卫星发射中起了核心作用。
1980年，罗沛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年，他与张光斗、王大珩等6名院士创议并起草了《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1994年5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罗沛霖当选为首批院士，成为为数不多的两院院士。
2003年，神舟五号顺利升空，罗沛霖万分激动，当即写下一首诗祝贺挚友钱学森。这是为国家而喜，也是为老同学而喜。他们不仅是同窗好友，更是一辈子相互扶持、彼此勉励、共同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战友。
2011年4月17日，罗沛霖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弥留之际，他颤抖着手写下一个字：实。
这个字，是他一生的写照：踏实做技术，务实报家国，实实在在做一名有骨气的中国工程师。
从120大洋的上海滩金领，到延安窑洞的红色工程师；从猪油杜梨木造电台，到两院院士铸国之重器。罗沛霖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科技报国，什么叫中国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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