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毛家兄弟十余人，毛泽青最小，排行老十。湘潭韶山的泥土里，他和三哥毛泽东一同长大。1920年代，战乱未息，兄弟们天各一方。1937年，22岁的毛泽青追随三哥的足迹，只身奔赴延安。途经湘西与妻子匆匆成婚后，他毅然改名“毛运才”，以西北商贩的身份往返西安、延安，掩护运送药械和布匹。由于严格保密，他甚至从不向组织提及自家“那位大哥”，凭借吃苦耐劳和敏锐头脑，很快在晋绥边区站稳脚跟，却也从此与故乡来往稀少。
抗战结束，他东奔西走，先在长沙工委任职，继而随军北上。1949年之后，转入黑龙江工作，最终落脚佳木斯某军工企业财务处。算账、跑库房、编预算，日夜不歇，他的名字仍然是“毛运才”。同事们只当他是个沉默寡言、爱读文件的老会计，谁能想到，茶余饭后翻阅《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他，竟与共和国领袖有着血缘之亲？
时间久了，家书越写越少，老家亲人也不便打听。毛主席对幼弟的挂念却从未中断，曾在会客间向警卫员低声问：“小十可有音信？”答案总是模糊。直到1956年春天，中央审定干部身份档案，一份“佳木斯军工厂财务科长毛运才”的材料被送到总理案头，里面夹着他亲笔填写的履历。籍贯一栏写着“湖南湘潭韶山冲”，兄长一栏，却空空如也。恰是这行空白，引起了周总理的警觉。
核对生年、身高、相貌，再请湖南省委补充材料后，谜底基本揭开。周总理立即将情况回报中南海，“运才”就是毛泽青。毛主席放下电报，顿了顿，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了句简单的话：“请总理帮我办件事。”嘱托只有一点——务必低调、安全，把十弟全家接到北京，让兄弟团聚。
一封盖着红色骑缝章的公函，很快飞往黑龙江。厂长林立国握着公函找到那位“毛科长”，声音压得极低：“老毛，组织要你进京述职。”毛泽青心中一震，猜到来意，却依旧稳住情绪，回家悄声对妻子说：“大哥来信了，咱们准备动身。”
那天夜里，佳木斯的春风带着寒意。夫妻俩挑灯打包，孩子两个，一个八岁，一个五岁。妻子担忧行程遥远，提出把孩子寄托邻居。毛泽青摇了摇头：“带上，他们也该见见三伯。”语气轻，却掩不住激动。
列车嘶鸣，十几节绿皮车厢一路向南，穿过松花江畔、越过秦岭山口，四十多个小时后抵达前门车站。接站的，是主席警卫班的老战士。简短寒暄后，吉普车直接驶入新华门。院中的玉兰尚未吐蕊，毛主席已在台阶前等候。兄弟俩隔着车门对视瞬间，彼此未出声，先笑了。毛泽青跳下车，一个立正，话音低低却笃定：“三哥，我回来了。”主席伸手重重拍肩，只说两个字：“好，好！”
相认之后的情景，没有摄影机记录，却在在场人员脑海里清晰定格。兄弟握手良久，毛主席转身招呼孩子，半蹲下来问：“叫什么名字？几岁啦？”孩子们怯生生报上年龄，竟全用湘潭口音，让主席忍俊不禁。随后，一家人被安排在西山招待所短暂休整，整个过程绝对保密。
当晚的家宴只摆了八道菜，四冷四热，没有昂贵食材，却管够热情。毛主席关心弟弟身体，又询问厂里生产状况、财务困难。毛泽青实事求是汇报数字，提到某些设备老化，主席当即记在本子里，转交二机部研究解决。兄弟谈及父母旧事时，主席沉默片刻，举杯敬先人。席间，他还打趣：“你比我高半头，小时候还追着我要糖吃。”一句调侃，让气氛轻松不少。
短短数日，毛泽青陪同参观了中央档案馆、历史博物馆，又获准旁听一次人大常委会议。回到住处，他感慨北京建设速度惊人，但更佩服三哥日理万机仍抽时间接见亲友。离京前夕，毛主席送了一本197页的《资本论》中文新译本，扉页写道：“望多学习，立足岗位，莫因亲缘而自喜。”毛泽青郑重行礼，说：“谨遵教诲。”
佳木斯的列车再次启动，周总理亲自到月台叮嘱保卫人员：“回去后，仍用原名、原岗位。”毛泽青点头。那一刻，他已明白，血脉情深是一回事，组织纪律又是另一回事。伫立车窗，他望着渐行渐远的北京城灯火，眼里闪着泪光，却挺直了背。
此后十余年，毛泽青仍在财政一线忙碌，直到1970年代才调回湖南。外界几乎不知道他的特殊身份，直到文献公开，人们才把这段兄弟情串联起来。若没有1956年那次秘密接见，亲情也许仍深埋在档案夹角；有意思的是，正因低调，毛泽青避免了不必要的礼遇，更专心本职。他后来说：“我是主席弟弟，更是党的干部，哪一边少了都不完整。”——这句质朴的话，为那年春天的团聚画上了恰当注脚。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