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中旬的清晨，乌鲁木齐的天刚蒙蒙亮，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小礼堂已挤满了起义军官和机关干部。张治中走上讲台，开门见山：“今天咱们谈谈怎么尽快把自己从旧军人的影子里走出来。”话音未落，台下窃窃私语，有人悄声说：“他刚才还叫蒋介石‘蒋先生’，合适吗？”

这些议论没有逃过彭德怀的耳朵。散会后，有干部凑到彭德怀身边，压低声音建议删改称呼，以免“立场不够鲜明”。彭德怀摘下军帽，扫视众人：“这很好，为什么不能用？起义同志听得进去最要紧。”一句话，异议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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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拨回数月前。4月，北平饭店。北平和谈破裂，张治中正准备赶回南京复命。周恩来突然造访：“文白先生，陪我去趟机场吧。”下了车，张治中看见妻儿走下舷梯，霎时红了眼圈——这才明白周恩来是来“扣”住他。那天晚上，他对老友感慨：“留得好，留得巧。”自此决定留在北平。

其实，张治中与中共的交往由来已久。早在1945年重庆谈判，毛泽东便借住在张府桂园。张治中三赴延安，两次亲自护送毛主席往返，毛主席笑称他是“真正想要和平的人”。种种善意埋下了后来合作的种子。

9月，新政协筹备如火如荼。面对不少民主人士“让共产党全包”的推辞，毛主席耐心开导：“我们大家合作共办。”张治中频频点头。他提出在《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列出全体委员姓名，毛主席当即采纳。“强大阵容，要让天下人都看得见，”毛主席补了一句，大家笑声连连。

10月1日，张治中登上天安门城楼，望着广场红旗翻涌。礼炮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他暗下决心：在新中国要做一个新人。很快，他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与彭德怀搭档。有人替他担心：“昔日西北行署长，如今做副手，不委屈吗？”张治中摆手：“革命讲合作，不讲官大官小。”

乌鲁木齐的工作比想象更难。旧部队刚起义，疑虑丛生；各族民众对未来心存观望。张治中索性写了《怎样改造》报告，坦白回顾自己从“围剿”到“和谈”再到“参政”的心路：“脱下旧军装，不等于丢掉骨气；认清大势，才是真正的爱国。”字里行间，他依旧称蒋介石为“蒋先生”。因为那是他与旧部队共同的历史记忆，用熟悉的称谓，更容易拉近距离，让他们听得进去。

报告送到彭德怀案头，有人贴条提醒：“称呼不够鲜明，建议修改。”彭德怀却在末页批下八个字：“照发，勿动一个字。”随后，《新疆日报》全文刊载；《光明日报》《群众日报》连番转载；不少地区还将其印成小册子，发给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学习。试想一下，短短几十页纸，居然成了思想转化的钥匙，这结果连最谨慎的干部都没料到。

张治中的坦诚，也博得了新疆各族干部的尊重。工作会议结束，他常被拽去喝奶茶、吃手抓饭，听维吾尔老乡谈土地、牧场、学校。有人好奇：“张副主席怎么耐得下性子？”他笑答：“过去忙打仗，没空听人话；现在当官不听人话，还算什么新社会的官？”

1952年秋，张治中进京汇报。毛主席提前赶到东总布胡同十四号小院探望，带来一颗二十多斤的大白菜：“这是吉林的秋礼，给孩子们尝鲜。”老将军忙让家人端茶，毛主席摆手：“不客气，你的身体要紧。”邻居们后来常见那棵白菜被小心地种在花盆里，成了小院最别致的风景。

然而，岁月不肯停步。1968年10月，张治中病危，毛主席命人送来东北人参，彭德怀也多次打电报询问病情。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九岁。追悼会上，周恩来肃立良久，毛主席的白菊花圈静静横陈。人们想起那句“这很好”，忽觉格外深长——宽阔的胸襟，往往能赢得人心；理解的态度，恰是团结的钥匙。

张治中留给后人的，不止是三到延安的佳话，也不止是乌鲁木齐那篇《怎样改造》。在民族危亡与新生的交汇处，他选择了推门而入。彭德怀当年的一句“这很好”，像钉子一样，把包容与信任牢牢钉进了新中国的政治架构里。人与人之间、党与党之间，由此多了条通向合作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