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让人心里发寒的冬夜，时间定格在1995年12月的第一天，地点昆明。
一阵刺耳的铃声划破了红塔集团掌门人褚时健房间的宁静。
话筒拿起来那会儿，这位在烟草界呼风唤雨的“硬汉”还在跟人商量事儿。
可等他挂断电话，周围人心里咯噔一下——老爷子脸色变了。
他死死攥住律师马军的胳膊，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脊梁骨，当场就垮了。
那双曾经把一个小作坊一手带成亚洲烟草巨头的大手，这会儿抖得跟筛糠一样。
听筒里传来的那个消息，像晴天霹雳：他闺女褚映群，在河南洛阳的号子里，自杀了。
大伙儿聊起褚时健，总是津津乐道他怎么从云端摔下来，又怎么触底反弹，把它当成个励志神话。
可你要是把他这辈子的人生账本翻开细看，会发现那天晚上，才是他生命里真正的“极夜”。
后来所有的风光，哪怕是那满山的橙子，根源都在这个死结上。
这不光是一个当爹的没了闺女，更是一个处在转型路口的老国企当家人，在权力和亲情的算盘上，把账给算崩了。
咱把日历往前翻几年。
90年代初的云南玉溪卷烟厂，那是个什么地界？
说白了，那就是个聚宝盆，淌出来的全是金子。
褚时健刚接手那会儿，厂子烂得不成样；到了90年代，靠着改品种、上设备、死磕管理，红塔山成了硬通货。
集团利税过了百亿，褚时健脖子上挂满了荣誉勋章，走到哪儿都是焦点。
可偏偏在这风光底下，埋着颗雷。
那时候烟草行当，规矩严得很，专卖制度卡得死死的。
烟这东西，不是你有钱就能买，得看指标，得有批条。
红塔山抢手，黑市价跟出厂价之间差着十万八千里。
谁手里捏着指标，谁就能躺着数钱。
这发指标的权力，就攥在褚时健手里。
摆在他跟前的，其实就两条道。
头一条，当个“孤臣”。
把门关得死死的，六亲不认，谁来走后门都给轰出去。
但这太难了，咱们这是个人情社会，递条子的不光是做买卖的，还有各路神仙。
第二条，搞点“变通”。
在规矩的边边角角，给熟人、给关系户开个口子。
褚时健脚底下一滑，走了第二条道，或者说，他没能把这扇门彻底关严实。
最要命的是，他把家里人也给搅和进来了。
小舅子马建华、小姨子马静芳、外甥俞斌，要么在厂里干，要么靠着厂子吃饭。
大闺女褚映群，二十岁进厂，干了三十年，后来管的是采购协调。
这里头有笔账，褚时健当时估计觉得不算啥大事：我给国家挣了上百亿，家里人跟着喝口汤，沾点光，是不是也说得过去？
可法律这本账，从来不这么算。
祸根是在1994年埋下的。
贵州那边查办一个高官家属贪污，顺藤摸瓜扯出了倒卖五万件红塔山香烟的事儿。
线索一路烧到了玉溪。
1995年2月，一封举报信把河南三门峡烟草公司给告了，说是通过洛阳的中间人给褚家塞钱，换那种违规的配额。
纪委那边动作快得很。
马静芬和褚映群在珠海直接被带走，二话不说押到河南洛阳隔离审查。
在洛阳看守所的那几个月，对褚映群来说，简直是活受罪。
她原本过的是锦衣玉食的日子，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泥坑里。
面对的是没完没了的审问、糟心的环境，还有那种不知道明天在哪儿的恐惧。
给她定的嫌疑，是帮着老爹收好处，给广东烟草公司批指标。
实际上，调查组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够得上死罪的大毛病，甚至都打算打报告放人了。
可褚映群心里的那根弦，断了。
她在绝笔信里写，实在受不了这份屈辱和苦难。
12月1号那个晚上，那枚平时用来束发的发卡，成了她解脱的工具。
她划开了自己的手腕。
信儿传回云南，褚时健老泪纵横，哭得直不起腰。
他跟马军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后悔得肠子都青了：“是我把她给害了。
当初要是听那丫头的话，早点退下来，哪会有今天？”
没错，褚映群劝过他。
她早就看透了，老爹坐的那个位置，人情网太密，水太深，容易出事。
她劝老爹赶紧收手，图个平安。
可那会儿的褚时健，觉得集团正红火，心气儿高着呢，还想着在澜沧江砸钱修水电站搞多元化。
他觉得自己肩膀硬，挑得动。
他太相信自己的本事，却忘了权力的反噬有多狠。
这笔账，算岔了，搭进去的是闺女的一条命。
料理后事的时候，那种凄凉劲儿让人心寒。
上面不让褚时健出云南，父女俩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律师马军带着集团高管姚庆炎赶到了洛阳。
在殡仪馆，他们见到了褚映群的遗体，身以此穿着件粉色的棉衣，人已经不像样了。
三天后，骨灰捧回了昆明机场。
褚时健双手接过骨灰盒，再一次情绪失控，哭成了泪人。
紧接着，清算的暴风雨砸向了褚时健本人。
1999年，锤子落下了：贪污530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2000多万。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那个不可一世的烟草大王，在世纪末的关口，彻底倒下了。
那会儿，谁都觉得这老爷子这辈子算是交代了。
七十一岁判无期，这不明摆着要“把牢底坐穿”吗？
他在里面踩了一阵子缝纫机，后来因为表现好减了刑。
到了2001年，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获准保外就医。
回到玉溪的时候，他已经是七十三岁的古稀老人了。
满头白发，走路不利索，老伴马静芬身体也垮了，唯一的儿子褚一斌躲在国外不敢露头，家里就剩下一个十岁的外孙女任书逸——那是褚映群留下的唯一血脉。
这档口，褚时健又站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是就在家里养着，靠着以前老部下的接济，晒晒太阳混日子？
还是拖着这把老骨头，再折腾一回？
换个常人，肯定选头一条。
身体不行了，名声也没了，闺女都死了，还图个啥？
可褚时健偏偏选了第二条。
2002年，他一头扎进了哀牢山，包了一千多亩荒地，说是要种橙子。
这一年，他七十四岁。
为啥非得是橙子？
为啥非得是荒山？
这背后的道道，其实是褚时健跟过去那种“活法”彻底说了再见。
搞烟草，玩的是特许权，拼的是指标和条子。
那是权力的游戏，他赢了钱，输了家。
种地不一样，那是靠天吃饭，靠地里长东西，靠的是技术和管理。
这玩意儿不用求爷爷告奶奶批条子，果子甜不甜，市场说了算。
这是世上最干净的买卖。
种橙子这活儿，一点不比管烟厂轻松。
哀牢山那地方，又热又湿，山高路远。
刚开始根本没人看好，觉得这老头就是瞎折腾，闹着玩。
褚时健拿出了当年整治烟厂的那股子狠劲。
找专家选品种，非得用有机肥，为了解决浇水的问题，他甚至自己带人架管子引水。
头一年挂果，产量少得可怜，味道也一般，根本卖不动。
他没泄气，自己跑市场，跟经销商磨嘴皮子。
他给橙子定了死规矩，甚至细到每棵树留几个果，果子的直径得多少公分。
慢慢地，这片荒山有了生气。
2006年，果园扩了地盘。
2012年，“褚橙”杀进北京，一下子火遍全国。
大伙儿买褚橙，刚开始是冲着“励志”这两个字去的，后来是真觉得这果子好吃。
皮薄汁多，酸甜正好。
到了2018年，褚橙产量干到了一万三千吨，营收过了两个亿。
褚时健把这个新摊子，做成了整个家族的靠山。
但他拼了老命做这一切，不光是为了证明自己“宝刀未老”，更多的是为了赎罪。
他在给活着的人铺路，特别是给那个没妈的外孙女任书逸。
任书逸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外公身边，进了公司当高管。
褚时健看着她，总能恍惚间看到褚映群的影子。
任书逸长得随妈，大眼睛，尖下巴。
每次瞅见外孙女，褚时健的眼神都会定在那儿好半天。
2013年接受采访，只要一提闺女，这个一辈子不服软的老头就会沉默，眼眶立马就湿了。
他用余生的每一次挥锄头，每一颗结出来的橙子，去填心里那个怎么也填不满的黑洞。
2019年3月5日，褚时健走了，享年91岁。
临走前，他跟万科的王石唠嗑。
他说：“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也对得起家里人。”
这话他说得很慢，像是在给自己这辈子做个结案陈词。
可懂他的人都知道，这句“对得起家人”背后，藏着多少没法往外说的痛。
回头看褚时健这一辈子，你会发现，所有的悲剧和奇迹，根子上都在他的性格——那种极度的自信和想掌控一切的欲望。
这种性格让他把一个小烟厂干成了亚洲第一，也让他在最该撒手的时候没舍得放，最后把家给搞散了。
而在晚年，又是这种不服输的劲头，撑着他在荒山上种出了甜橙，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自我救赎。
如果能让时间倒流，回到1994年之前。
当闺女劝他“早点退休，保个平安”的时候，他会怎么选？
这个问题，没答案。
历史从来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留给后人的，只有哀牢山上那漫山遍野的橙子树，和那个关于“怎么做决策、付出啥代价”的沉重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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