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24日晚八点，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追悼仪式刚刚落下帷幕，张爱萍拄着拐杖站在人群尽头，悄悄抬手抹去泪水。有人凑过去低声问：“张老，上次那架飞机的事，当真吗？”张爱萍点点头，没再说话。

时间拨回到1959年8月13日庐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空气紧绷得像琴弦，彭德怀独自坐在会议室角落，面色沉静。会场外，王尚荣急匆匆找到张爱萍：“返京座次怎么排？没人愿意同机。”对方只回答四个字：“我陪彭总。”

那年夏季的庐山阴雨连绵，山路湿滑。舆论压力、政治风险、个人安危，全都挤在那架返京的伊尔-14机舱门口。许多人担心日后被诬连坐，也有人单纯害怕气氛尴尬。张爱萍却迈上舷梯，回头招呼随行秘书：“跟紧，把彭总的公文包拿好。”

飞机升空后发动机轰鸣不断，窗外云团翻涌。张爱萍侧身递上一杯热茶：“您喝点水。”彭德怀微微点头，半晌才低声说：“老弟，连累你了。”张爱萍摇头：“军人讲义气，天经地义。”短短一句对话，说完便都沉默，各自望着舷窗外的苍茫山川。

为什么张爱萍敢这样“顶风作案”？答案要追溯到1934年9月。那时他刚从红军大学毕业，被派往红三军团第四师十二团当政委，直属军团司令彭德怀。一纸命令要求拂晓前出动，他却因连日奔袭睡过头。自知误事，急忙跑去请罪。本以为劈头盖脸的斥责在所难免，却只等来一句平静吩咐：“注意改进，另有任务。”一句话化解羞愧，也埋下信任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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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2月27日夜，遵义城外细雨如丝。参谋长邓萍带着张爱萍勘察城防，忽然冷弹射来，邓萍应声倒地，血染军装。张爱萍颤声报信，电话那端彭德怀嘶吼：“你们这些拼命的，都给我活着回来！”随后急赶前线，揭开白布痛哭，亲手为邓萍擦去血迹，还叮嘱：“给他换身干净衣服。”年轻政委心里明白，这位“火爆司令”其实最重感情。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路并肩，情谊愈发牢固。1950年彭德怀受命统帅志愿军，想把张爱萍调到朝鲜任参谋长，无奈华东海军缺人，陈毅不肯放手，调令只得作罢。彭德怀意味深长地说：“海上也要有人撑舵，先忙你的。”两人相视一笑，未生嫌隙。

1954年秋，两人同在总参三楼办公，日常碰头频繁。张爱萍管行政事务，文件送到彭德怀桌前，常听他咕哝：“文字少些，数字准确些。”一句话像钉子钉在墙上，后来成了张爱萍行文准则。

1958年夏，张爱萍到闽南调研防御阵地，却看到漫山遍野炼铁炉，林木几乎砍光。他回京顺口和彭德怀聊起见闻：“这样干下去不妙。”彭德怀沉思良久，在庐山写“万言书”时就把此事列出。张爱萍后来懊悔：“或许是我推了他一把。”可是话已出口，无法收回。

庐山会议批判浪潮席卷而来，彭德怀成了“靶心”。小山城夜色沉闷，曾经堂堂正正的战将被推向舆论漩涡。可正因几十年的战火生死，张爱萍深知此刻若不挺身，就再无挺身机会。于是才有那句“我陪彭总”，也才有返京机舱里的并肩而坐。

1972年4月，张爱萍左腿骨折，被送进301医院；彭德怀同在楼上病房。走廊有岗哨，探视名单里没有张爱萍。他就拄着拐杖大喊：“我是张爱萍，这里本该有我！”几名护士赶来把他扶回病房，他仍小声念叨：“彭总听见了吧？”那天走廊很长，回声隐约，没人敢确定病房里的老人是否听到。

数年后，追悼会几千人鞠躬默哀。花圈堆成白色长堤，挽联写着“横刀立马，钢铁意志”。仪式结束，张爱萍在席位上迟迟未动。有人提醒他注意身体，他摆摆手：“人得讲良心，这事我心里踏实。”

故事到此并没有什么高潮迭起的大团圆，只有一声沉稳的“我陪他”，见证了旧日战友之间简简单单的义气与信任。 时间流逝，往事尘封，可那架伊尔-14在云端划过的航迹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