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十月中旬，朝鲜前线的晨雾刚被炮声撕开，一名通信兵踏着泥泞送来电报：华东军区来信，命令二十三军军长陶勇火速返国，赴海州报到。炮火还在远处隆隆，陶勇抹掉额头硝烟，心里却清楚——一次新的征程就要开始。没人想到，这位地地道道的陆军“拼命三郎”，很快会在海上掀起更大风浪。
回到三年前，人们就能看出端倪。1949年4月20日，长江南岸雾气沉沉，解放军渡江战役打响前夜，英军“紫石英”号等四艘军舰突然闯入江面，高高飘着“米”字旗，一副耀武扬威的架势。负责东线先头的二十三军正列阵江边，架炮、搭筏，一切都在秒表里掐着节奏。英舰却横冲直撞，还用炮火挑衅。短短几分钟，202团团长邓若波中弹倒地，四十余名官兵伤亡。
陶勇怒火上头，他看看表，离总攻只剩不到两小时。值班参谋低声嘀咕：“要不要先请示？”陶勇只回了一个字：“打！”于是山坡上十几门榴弹炮齐声怒吼，弹雨抡向江心。“紫石英”号中弹搁浅，“伦敦”号狼狈掉头。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船舰第一次被中国陆上炮火打得灰头土脸。
枪炮一响，后方的西柏坡会议室里气氛却出奇平静。陈毅把电报放到桌上，语速放慢：“主席，二十三军开火了。”毛泽东抬眼，眉梢挑了挑，没有丝毫惊慌，反倒笑出声来，“陶勇？好嘛，喜欢打兵舰，将来让他干海军！”
英国议会随即跳脚，丘吉尔在下院高声疾呼“报复”。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声明言辞犀利：这叫自卫反击。风口浪尖上，陶勇仍在江边指挥突进，一举直插南京。那一炮，等于给他的人生坐标加了个“海”字。
时间来到1953年2月24日。南京下关江畔，华东军区海军第一次全装受阅。毛泽东登上甲板时，早已换上蓝色海魂装的陶勇迎面而来。伟人握住他的手，朗声道：“我久仰大名！”旁人听得暗自莞尔：果然应了那句戏言——敢打洋炮舰的，只能去当海军。
陶勇的新岗位从零起步。舰型、航线、浅滩暗礁在他的笔记里画满了草图；战士们逗他：“军长改行当水手啦？”他摆手，“枪口对外，跟在哪打没两样。”白天上舰摸索仪器，夜里埋头翻译苏联教材，累得常在舱面睡着，军医几次悄悄给他披衣服。
1954年秋，台海暗流汹涌。英国人撤了，蒋军却常用“太平”号驱逐舰在浙江外海搔扰。10月下旬，高岛观通站监视雷达捕到动向。陶勇盯着沙盘琢磨三夜，到第四天拍拍副司令员彭德清：“海上也能搞伏击，来真的！”
11月14日零时许，四艘22吨级鱼雷快艇贴在大护卫舰舷侧，借夜色与海浪掩护，悄悄潜伏。雷达屏幕上点点荧光靠近——“太平”号入瓮。1时35分，第一声令下：“放！”八枚鱼雷出膛划出银弧，七十秒后，海面轰然震颤，巨浪冲天，“太平”号右舷被撕开缺口，终究沉入冰冷海底。
小艇胜大舰，这一下，东海风向逆转。美国海军向台北拍电报，惊讶于“共军快艇具有相当战力”。毛泽东电来嘉奖：“军威不可不振。”字少意足。
忙里偷闲，陶勇依旧保持兵味。1958年“将军下连”，他带头上“井冈山”号当普通水兵。夜里睡通铺、白天卷锚缆，汗水咸得呛嗓子。有士兵打趣：“司令员，您这身板行吗？”他哈哈一笑，“老兵油子，还能掉链子？”一次排练小品，他扎假发扮老汉，把全舰笑翻，也让年轻水兵记住了这位司令员的另一面。
同年8月，金门炮战爆发。陆海空协同，陶勇坐镇前线指挥所。岛礁、潮汐、风向，他一口气布下十几处快艇待机点。炮声开场，美舰遮掩蒋舰突围，陶勇冷哼：“若敢开第一炮，和他们一起收拾。”夜幕降临，我快艇群穿梭如梭，蒋军两艘“中”字号运输舰被拖着长烟柱倾斜沉没。美国第七舰队远远观望，却未敢越雷池一步。
作战间隙，战友常问他：“当年那炮要是没获准，岂不麻烦？”陶勇从不后悔：“军人若连反击都要等电话，敌人只需一分钟就能把我们打趴下。”言语直白，却道尽那代人血性与豪情。
1967年3月，陶勇在一次事故中不幸离世，年仅五十多岁。消息传来，东海舰队炮声停歇，千帆悬旗志哀。水兵们说，这位老司令平时爱站在舰艏眺望大海，帽檐被海风掀得高高的，像在找寻下一个目标。人走了，那股子敢闯敢打的劲却留在甲板，也刻在共和国海疆的每一处涛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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