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森：谈与改革的不解之缘——坚持实事求是的改革生命线
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40余年来，一代又一代改革者沿着这条道路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我有幸在改革发端之年踏入北大校门，学习经济理论，其后参与国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研究、重要文件编写乃至决策近30年。至今仍心系改革、建言献策。回过头来看，中国改革之所以行稳致远，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就，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在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用实践检验真理。在此，将我个人心得进行总结，以此献给我所热爱的中国改革事业，勉励新时代的改革者。
一
我出生于辽宁沈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小学就养成每天翻阅《参考消息》的习惯，上中学后开始逐步接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政治、经济和历史名著。记得有一次我懵懂地问父亲：“什么是所有权？”他讲了一个外国教授给他们上课的故事。当时这位教授把腕上的手表摘下来猛地摔到地上，然后告诉学生：所有权就是对一个物品无条件的占有、支配和处置的权利。那是我第一次学到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至今记忆犹新。经历十年“文革”，特别是五年知青插队生活，我亲身感受到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是如何扼杀经济生活的生机和创造力的。这使我对“经济”这一概念的认识，从“节约”转向资源配置的“效率”。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我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统一命题高考，被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录取。在北大四年，我接受了系统的经济学理论教育，遇到了陈岱孙、胡代光、范家骧、厉以宁等经济学泰斗，他们率先垂范、传道授业，使我受益一生。
我从经济学理论转向现实改革问题研究，是从撰写毕业论文开始的。我的毕业论文选题是“试论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潮”。指导老师赵靖教授对这篇论文非常重视，认为其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的原则，难能可贵。1982年7月，论文答辩顺利通过，同时我荣获第一届“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家庭教育给予我知识启蒙，社会现实促使我反思计划经济的弊端，而北大求学经历不仅使我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有了思想武器，还学会了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展学术研究。从此，我与经济理论及实践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实事求是，就是想问题、办事情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规律性的东西，作为指导实践的方针。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中国改革进入了第一个高潮期。在我看来，中国的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既不能信奉“东教条”（经典作家的论断和苏东模式），也不能盲目照搬“西教条”（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必须扎根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1985年初，我从辽宁正式调到北京，进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体改委”）工作。此后，我历任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和试点司司长、副秘书长、秘书长，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等职，2014年至2025年又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始终聚焦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开展工作。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其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最先被确立的基本经济制度。然而，这一制度的提出，却是我国改革开放经历了近20年的实践才总结提炼出来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当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就需要进行变革，以适应生产力的新发展。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诸要素中最基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这成为改革研究的一大重点。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力量”，同时指出，“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我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提出在中国建立股份制经济制度的设想，于1985年夏完成了《关于在中国农村建立股份经济制度的思索》一文，论证股份制经济是发展商品经济行之有效的生产组织形式，是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新的有效实现形式。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又提出实行股份合作制是放开搞活国有和集体小企业的一种重要形式。1997年5月，国家体改委党组就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有关加快改革开放问题向中央提出20条建议，我参与了文件起草和审定工作，其中第六条建议专门针对股份合作制。
2019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立足新的实践要求与发展大势，进一步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理论创新，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对于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所谓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在资源配置中，是计划起决定性作用还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在我看来，对这个问题认识的不断演进，也是中国改革目标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的最基本特征。改革初期，在不少场合，市场经济仍是理论禁区。1987年4月，我发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初探》一文，鲜明提出市场体系（实际上说的是市场经济）不单单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运行离不开市场体系这个基础。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一锤定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同志的精辟论断为我们拨开了思想迷雾，坚定了目标方向。根据中央要求，我们组织课题组撰写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设想》。该报告对市场经济新体制不再局限于理论阐释和概念设定，而是对新体制的框架结构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划设计，不仅为党的十四大作出政治决定提供了理论准备，也为一年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供了政策参考。党的十四大闭幕后，这部报告进一步改写扩容，由曾国祥和我主编，于1992年11月正式出版，书名为《市场经济总构想》。书中明确提出：“市场在实现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1992年11月15日，我发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点思考》一文，文中强调应“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的、基本的、决定的形式”。
1992年，党的十四大首次明确“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13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经济体制的转轨，即由计划配置资源转向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对价格体系的改革是带有本质性、标志性的任务，也是风险难度最高的改革任务。改革初期，采取的是以调为主、调放结合的双轨制。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双轨制引发了经济生活中信号混乱、市场失序等问题。中央决定加快改革步伐，推动价格向市场价并轨。我在主持开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设想”课题时，组织同志们对价格形成机制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课题组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建立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决定价格，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的价格形成机制”。把绝大多数竞争性商品和劳务价格放开，由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决定，而政府则用经济手段实行间接调控。此后的价格改革按照调放结合、以放为主、加快并轨的思路推进，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了1988年价格闯关时设定的改革目标。2013年3月以后，我在担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期间，牵头组织了全国人大“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专题调研，对30多年的价格改革进行了全面评估。我们认为，一般商品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形成机制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但部分重点领域改革还不到位，在一些垄断行业和重要要素领域中的改革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要加快改革步伐，完善市场决定价格机制，规范政府定价行为，加强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和反垄断执法，实现价格治理体系现代化。
如今，我国97.5%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形成，价格总水平保持相对稳定，极大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改革初期，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又缺乏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确立后，就必须强调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了。我一直主张加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并且认为在改革的不同时期，要组织以不同改革任务为中心的配套改革。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就注意到了经济立法相对滞后，难以适应改革要求的问题。滞后的根源在于人们思维中存在一些定式，认为改革就是要大破，有了经验时再经过总结，上升为法律法规。针对这个问题，我发表文章《经济立法应该走在改革的前面》，指出经济立法不仅是改革的对象或内容，还应该是推动经济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因此，应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与立法的关系，肯定经济立法在改革中的超前性。此文在改革战线和法律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每次制定改革中的长期规划和年度改革工作要点，我们都会专章提出法治建设的工作任务，推动改革与法治工作相互促进，确保改革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我还先后主持或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的制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工作。40余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为巩固保障市场化改革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提出、建立到完善的过程，不难发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是推进改革的前提条件。40多年来，每一次改革深化、每一项重大改革方案的出台，都是坚决破除条条框框、思维定式的束缚，正确认识发展阶段，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提出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过程。
三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的重要论断，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运用改革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为发展增动力、激活力。
全面深化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为牵引的，那么，进入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我认为，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所谓要素市场化配置，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等方式，对各类生产要素进行配置，以实现效益和效率最大化。
近年来，我在多个会议和论坛上呼吁，将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作为当前市场化改革最关键、最基础的任务。这是基于发展实际情况和现实问题提出的。其一，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要素市场，健全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有利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二，使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利于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其三，通过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建立统一的要素市场规则和交易体系，能够打破要素跨区域、跨领域流动的卡点堵点，有利于加速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其四，优化资源要素配置，促进先进生产要素向重点领域、优质高效领域汇聚，有利于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在我看来，应重点推进以下任务：一是加快构建产权清晰、规则统一、交易规范、监管有效、开放包容的要素市场基础制度体系，建立完善要素产权制度、数据产权分级分类制度等，统一要素市场规则，为要素自由规范流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二是推进重点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分门别类制定改革目标和任务。在土地要素方面，重点是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劳动力要素方面，重点是坚决突破户籍、所有制等身份差异带来的制度障碍；在资本要素方面，重点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技术要素方面，重点是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干预，激发经营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在数据要素方面，重点是通过积极完善数据要素产权制度，推进确权、定价、流通、交易的标准化、市场化进程。三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通过先行先试积累经验、逐步推广。2025年9月，国务院已发文部署在北京、江苏、浙江等10地开展综合改革试点。各地不应等待观望，要加快按照中央意见，结合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大胆试、大胆创。
这些年来，虽已远离改革一线，我依然密切关注国家重大改革部署，还时常到浙江等改革开放先行地区调研。从一项项直指深层次、根本性问题的决策部署中，从一次次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试点探索中，我感受到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历史继承与时代创新的同频共振。一句话：将改革进行到底！只有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进改革，才能推动中国不断向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迈进。
【 彭森：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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