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24日清晨，飞机穿过南海的云层准备降落马尼拉，舷窗旁的老人抬手抹了抹镜片。七十五岁的叶飞，一身笔挺西装，胸前别着小小的国徽。他在心里默念：离开整整七十年，今天到底还是回来了。
机舱门打开的瞬间，潮湿的海风扑面而来，混杂着椰子香气。机场礼宾通道尽头挤满了举着横幅的华侨。人群里，一位头发花白却衣着素净的妇人捧着鲜花，抬头张望。那是他的妹妹爱玛。战争与政治把两兄妹隔开半个世纪，此刻却只剩十几步的距离。
叶飞走过去，声音不大却铿锵：“妹妹，我回来了。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做哥哥的这些年实在没有能力接济你们。”爱玛愣了几秒，忽而展颜一笑：“哥，你还活着回来了，比什么都好。”相拥的一刻，闪光灯碎成漫天星火。
亲人相见的温度与礼宾大厅的肃穆形成鲜明对比。陪同人员小声提醒：总统府欢迎宴马上开始。叶飞摆手示意等等，他俯身帮妹妹理了理鬓角的白发，这细微动作让周围的记者瞬间安静——谁能把这位中国上将与眼前的慈祥长者区分开来？
故事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1909年，叶飞出生于马尼拉一个华侨家庭。父亲叶荪卫出门谋生，娶了本地富商之女麦尔卡托，却始终惦念福建南安的祖坟。夫妻二人早已约定，前三个孩子必须回乡延续香火。于是1914年，五岁的叶飞和哥哥被送上轮船，离开热带海岛，开始不一样的人生。
福建的山风比海风凉得多。继母谢氏守着破败祖屋，将两个孩子拉扯大。乱世里，土匪挟走了父亲；从此再无音讯。家境骤降，叶飞却在贫寒中读到《新青年》。他说过：“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什么叫做理想。”
1927年四月，上海枪声震动全国。厦门校园里，十七岁的叶飞合上课本，干脆利落退学：“书本留不住我，革命才是路。”从此游走城市乡村，传单贴了一夜又一夜。被捕几次，审讯室里灯火炽白，他紧咬嘴唇。特务翻遍口袋，只找到一支没油的钢笔。
1933年冬，福安客栈的暗杀来得突然。三枪打倒他，一颗子弹仍留在胸骨旁。工友把他抬进田间诊所，灯光昏黄。医生凑近轻声说：“子弹取不干净，你得自己扛。”那颗金属后来随着他走过闽东游击区，走进抗日战场，也跟着他翻过淮海的残垣。
抗战爆发，闽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叶飞带着第六团北上皖南，插入敌后。他懂游击战，也爱和战士较劲儿。隆冬行军，前哨冻得直哆嗦，他却随手把棉帽塞给了岗哨。副官小声抱怨：团长自己不冷吗？叶飞扭头一句：“怕冷就回家种田。”简短话语，士气立刻又涨起来。
解放战争中，他在孟良崮伏击整编七十四师，背着指挥图冲进最前线；在济南城楼挂起红旗，声音嘶哑地呼号“城破了！”1949年，他三十八岁，被称作“最年轻的野战军副司令员”之一，功勋卓著。
建国后，他脱下沾满泥土的军装，穿上中山装，调任福州军区。几年间，修机场、筑公路、治理台风灾区，事无巨细都亲自盯。只是私底下，提到故乡和母亲，他常沉默。
1956年夏季，他第一次收到菲律宾寄来的信。爱玛写得直白：“爸去世了，家里揭不开锅，哥能否寄点钱？”在很多人眼里，省委书记兼军区司令理应腰缠万贯。可在当时，叶飞每月工资不过几百元，住房还是公家分配。更麻烦的是，凡与海外金钱往来，必需逐级审批。
他翻来覆去写了几封草稿，最终只寄出一页信笺：愿妹妹回国，自己可向组织请求照顾；若寄钱，恐生误会。信寄出，海峡两端再次沉默。爱玛失望，据亲友回忆，她后来外出打零工，直到双鬓成霜亦未成家。
1983年，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设立华侨委员会，叶飞被推选为主任委员兼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新岗位让他终于可以公然谈论侨务。当他提到菲律宾时，常委们都知道那是老将军压在心底的柔软。
1988年底，菲律宾参议长沙隆送来正式邀请，希望叶飞率团访菲。国务院批准后，外交部与菲律宾方面商议，特事特办：协助寻亲、修缮祖茔、查阅洗礼档案。消息传到马尼拉，华社沸腾，不少报纸连载叶飞的战史，称他为“走出吕宋的中国虎将”。
抵达故乡塔纳万镇那天，鼓乐震天。镇议会送来一个开口椰子，代表团员们都尝了一口，叶飞连喝三口，大笑道：“还是这个味儿！”随后，他扶着妹妹的胳膊踱向父母坟前。墓碑刚翻修过，白石在阳光下发亮。长久凝视后，老人缓缓躬身，衣襟微颤。周围群众不自觉地放低了声音。
短短数日行程，叶飞走访了华侨学校、义诊站、新建的叶飞纪念园，还在参议院发表演讲。他引用当年母亲临别时的嘱托：“要报效祖国。”台下掌声雷动，许多菲华青年第一次听说，这位共和国将军竟是他们的同乡。
返京前夜，爱玛再次握住哥哥的手：“过去的事都翻篇了，回到这片土地，你就是我骄傲的哥哥。”叶飞沉默片刻，用闽南语回了句早已生疏的话：“多谢侬。”
十年后，1999年4月18日清晨，北京春寒未退，这位经历大小战役、胸口仍留子弹的上将安静地合上了双眼。菲律宾政府发来唁电，称他为“菲华儿女的光荣”。
弟子后辈至今能在吕宋岛南部那座小城的广场上，看见他昂首阔步的铜像。旁边竖着一行字：叶飞——生为华侨，功在中国，中菲友谊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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