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堡国际机场外，我正满头大汗地给怀里的小儿子擦嘴角的奶渍，妻子萨米拉在一旁低着头整理大女儿的裙角。一家五口守着四个磨得起毛边的行李箱，这就是我在巴基斯坦苦熬六年的全部家当，好不容易攒够了钱，我们要回中国了。刺耳的引擎轰鸣声炸响，十几辆黑色奔驰和军用越野车像黑云压城一样开了过来，蛮横地清空了道路，径直冲着我们停了下来。我还以为是哪位大人物过路，拉着妻儿想躲，车门却开了，一群黑衣保镖迅速围成了人墙。中间那辆加长劳斯莱斯上走下来一个穿白西装的男人，眼神比鹰隼还冷，我正要护住家人，萨米拉却突然颤抖着喊了一声“哥哥”。这一刻，天旋地转。

回想六年前，我二十六岁，满脑子都是升职加薪，雄赳赳气昂昂地到了卡拉奇搞建设。现实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语言不通，饭菜难吃，每天除了钢筋水泥就是大老爷们，日子过得像白开水一样没味。直到我在集市上看见了摆摊卖香料的萨米拉。她裹着洗得发白的头巾，眼睛亮得像星星，虽然是个带着孩子的寡妇，还要遭人闲言碎语，却硬是挺直了腰杆讨生活。我就像着了魔，天天去光顾，借口买香料，其实是想看她一眼。我帮她修补棚顶，她给我塞热乎乎的三角饺，两颗心就这么在异国他乡慢慢贴在了一起。求婚时她说自己被家族扫地出门，是个不祥之人，我哪管那些，只当她是我的命。结婚那天没亲戚没排场，几个工友凑了一桌酒，萨米拉哭成了泪人，说我是真主给的礼物。

婚后的日子虽然紧巴，却过得蜜里调油。她把那个破出租屋收拾得跟花园似的，学会了做中国菜，虽然味道怪怪的，吃得我心里暖烘烘。这四年我们添了三个娃，大女儿是我和她的粘合剂，两个儿子更是我的心头肉。工友们都笑话我效率高，我嘴上骂心里乐。我拼了命地加班，把大半工资都交给她，她偶尔小心翼翼地问我能不能寄点钱给个穷亲戚，我也毫不犹豫。我以为日子就这样细水长流，直到公司调令下来要回国。

那天萨米拉听说要回国，脸唰地就白了，浑身发抖，死活不肯走，嘴里念叨着“回不去，他们会不放过我的”。我问她谁是“他们”，她就像见了鬼一样闭嘴流泪。后来国内老父亲病倒的消息传来，看着我不争气的眼泪，萨米拉才咬着牙说愿意跟我走，哪怕是刀山火海。接下来的事情顺利得离谱，签证秒过，出了名的吝啬房东不仅免房租还硬塞钱，我觉得这是“巴铁”情谊，现在想来，全是有人在背后操盘。去机场的一路上，萨米拉死死抓着我的手，手心全是冷汗，贪婪地看着窗外的街景，仿佛在做最后的告别。

机场这一幕终于揭开了谜底。那个叫塔里克·汗的男人，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满眼的轻蔑。他告诉我，萨米拉是巴基斯坦商业巨头“汗”氏集团的大小姐，掌控着国家百分之二十的纺织和能源产业。当年她为了嫁给一个穷教员，跟家族决裂，家族虽然放任她在外面吃苦，却绝不允许她带着家族的血脉流落到国外。我傻眼了，那个给我缝补衣服、精打细算过日子的女人，竟然是顶级豪门的千金？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塔里克的态度不容置疑，萨米拉必须留下，孩子们作为汗家的继承人更不能走。至于我，看在我生了三个孩子的份上，给一笔巨款让我滚蛋，永远别再回来。这哪里是谈条件，分明是打发叫花子。在他们眼里，我这个中国工程师不过是个借种的工具，所谓的感情一文不值。车子把我们拉进了堪比皇宫的庄园，奢华的大理石地板晃得人眼晕，仆人们像阵风一样把三个孩子抱去玩玩具，留我和萨米拉面对这位冷酷的兄长。萨米拉瘫软在沙发上，绝望地看着我。面对权势滔天的家族，我的愤怒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塔里克就像君王一样宣判：钱给你，老婆孩子留下，这是最后的通牒。我紧紧攥着拳头，心里那个原本圆满的梦，在这一刻碎成了一地鸡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