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部分底层家庭里，除了生存资源稀缺之外，还有一种更深层的稀缺，那就是自我价值的稀缺。
尤其对于一个在传统结构里浸泡了大半生的婆婆而言，当社会地位、经济能力、个人成就都无从谈起时，“母亲”和“婆婆”的身份，几乎就成了她唯一能确认自身存在的全部疆域。
于是，当岁月流逝、儿子成家，那种被生活长久忽视的虚无感，便会化作一双看不见的手，紧紧抓住离她最近、也最“合法”的控制对象——儿媳妇。
因为，在匮乏的世界里，控制即存在。
她可能一生未曾从工作中获得过尊重，未曾从伴侣处得到过平等的珍视，也未曾在更广阔的社会关系里体验过真正的分量。
她的价值，被长久地捆绑在“为家庭牺牲”的叙事里，而这份牺牲的最终结晶与回报，便是儿子。
儿子是她的作品，也是她的勋章。
当儿子从法律和社会意义上归属于另一个女人时，她作为“作者”的身份便遭遇了根本的挑战。
那个叫“儿媳”的年轻女性，像一个突兀的闯入者，不仅接管了她最杰出的“成果”，更映照出她自身的苍白：除了作为母亲，她似乎什么也不是。
此时，对儿媳的控制，便不再仅仅是家庭琐事的纷争，而是一场捍卫自身存在意义的战争。
通过指摘儿媳的持家方式、育儿方法、消费习惯，她是在反复呐喊：“在这里，我依然有发言权，我依然重要。”
每一句挑剔，每一次干预，都是向虚空投掷的石子，试图听到一声属于自己的回响。
越是没有外在资本的人，往往越需要强化内在领域的权威。
婆婆的“本事”，无法体现在创造财富、拓展视野或解决问题上，便只能倾注在建立并维护一套“家庭规矩”里。
这套规矩，就是她的“法典”，而对儿媳的规训，则是她行使立法与司法权的日常表演。
要求儿媳必须如何做饭、几点起床、怎样称呼亲戚……这些细碎的条规，构成了她的权力坐标系。
儿媳任何不经意的偏离，都会被她敏锐地捕捉并放大为“挑衅”。
因为规则的遵守程度，直接反映了她权威的有效性。
当外界无人认可她的“本事”时，家庭的绝对服从，就成了她证明自己“有能力”的唯一剧场。
这种控制，常常以“为你好”“老规矩”的温情或威严面目出现，但其内核是恐慌——恐慌于自己最后一块领地失守，恐慌于自己变得彻底无用，恐慌于被世界遗忘。
在婆婆-儿子-儿媳的三角关系中，虚弱的婆婆往往会将儿子无意识地将化为“同盟”，共同面对儿媳这个“第三方”。
她对儿媳的贬低、挑剔和离间，潜意识里是在对儿子说：“看，只有妈妈才是真正对你好的，这个外来者并不合格。你依然最需要我。”
通过证明儿媳的“不够好”，她试图重新巩固自己作为儿子生命中首要女性的地位。
这种扭曲的亲密，是她情感世界的全部支柱。
当她无法给予儿子建设性的支持时，便可能通过破坏儿子与伴侣的和谐，来维系一种病态的链接。
儿子婚姻中任何独立的、排他的亲密，对她而言都是一种剥夺。
于是，她对儿媳的控制，便成了对儿子情感纽带的一种争夺。
越是无力在儿子成年世界中提供真正价值的母亲，越可能用力地将儿子拉回旧日的母子共生关系里，而儿媳，便成了这出回归戏码中必须被驯服的“障碍”。
这种由价值匮乏滋生的控制欲，几乎是一个死循环：越控制，关系越紧张；关系越紧张，越暴露她的无助与孤立；越孤立，则越需要强化控制来确认存在。
打破它，异常艰难。
首先，需要被看见的，是那控制欲背后无声的呼求：那是一个女人对自身价值终其一生未被认可的哀鸣。
看见不等于顺从，但理解能消解部分敌意，将单纯的对抗，转化为对悲剧根源的认知。
其次，关键角色依然是那个“儿子/丈夫”。
他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母亲的控制不是强大的体现，而是虚弱的表现。
他的责任，不是选边站队，而是坚定地捍卫新家庭的边界，同时以成年人的方式，去关心母亲那个“空心的自我”。
他可以帮助母亲寻找属于她自己的支点，哪怕是一个爱好，一份简单的社区活动，让她感受到，她的价值不必通过控制他人来实现。
最终，对于儿媳而言，最有力的应对或许是“不接战”。
认清那些挑衅与控制，本质上是婆婆与自身无价值感的斗争，便不必将其全数内化为对自己的攻击。
保持礼貌的界限，专注于建设自己的生活和夫妻关系，让婆婆的“权力表演”逐渐失去观众和舞台。
当控制不再能激起波澜，它便可能慢慢失去能量。
家庭这场局里，最可悲的或许不是激烈的冲突，而是一个女人，竟需要通过压制另一个女人，来触摸自己存在的轮廓。
那种以控制儿媳来证明的价值感，如同沙堡，潮水一来，终将坍圮。
真正的存在感，永远只能源于内在的充盈与自我的确立。
而一个家庭健康的标志，是每个成员都能在其中安全地“存在”，而不必通过否定他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当婆婆能放下那根虚弱的权杖，或许才会发现，一片更广阔的、属于自己的人生天地，方才真正开启。
而那时，婆媳之间，也才有了从“权力的对峙”走向“人的相遇”的可能性。
—End—
作者：阿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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