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自媒体人刘虎、巫英蛟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一石激起千层浪。官方通报中“非法经营”四字，如针般刺中了舆论的神经：自媒体做舆论监督，收了费，就等于“非法经营”？监督与生存，理想与现实，能否共存？ 在传统媒体监督功能日渐式微的今天，这个问题已不再是边缘探讨，而是关乎公共话语空间存亡的现实拷问。
一、监督的“成本”：谁该为真相买单？
曾几何时，有问题找记者，是百姓的本能反应。可如今，传统媒体的批评性报道日益谨慎，调查记者岗位缩减，舆论监督的重担，悄然落在了自媒体肩上。邓飞的“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刘虎的深度调查、新京报“我们视频”的暗访追踪……这些未被体制收编却坚持发声的身影，成了许多弱势者最后的希望。
但问题来了：他们靠什么活着？
记者写稿有工资，律师代理收费用，程序员写代码能接单，可自媒体人深入一线、冒风险采写监督报道，若想收点费用，却可能被扣上“非法经营”的帽子。这公平吗？合理吗？市场经济下，“干活儿挣钱，养家糊口”本是天经地义。自媒体采写、发布、运营平台、应对法律风险，哪一环不需要投入？若不允许其获得合理回报，无异于要求他们“用爱发电”——而历史早已证明，靠情怀撑不了太久，靠理想活不下去的人，终将沉默。
二、收费不等于“非法”：关键在于“为何收”与“如何收”
争议的核心，从来不是“该不该收费”，而是“收费的性质”与“行为的边界”。
- 若是基于公益目的，为弱势群体发声，收取必要成本费或劳务补偿，类似公益律师代理案件，这种“收费”具有正当性，应被社会理解甚至支持。
- 但若演变为“有偿不闻”“按钱发稿”“敲诈式维权”，即谁给钱就替谁说话，不给钱就曝光，甚至捏造事实、制造舆论施压以牟利，那便滑向了“舆论黑产”，背离了监督本义。
因此，问题不在于“收不收”，而在于是否透明、是否合规、是否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将所有收费行为“一刀切”地认定为“非法经营”，是懒政；但放任“收费监督”野蛮生长，不设边界，同样是失职。
三、“非法经营罪”不该成为压制监督的“口袋罪”
“非法经营罪”设立的初衷，是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无证经营行为。但若将其适用于自媒体的监督性内容创作，极易造成“以刑压言” 的后果。试问：一个揭露黑幕的调查报道，即便获得了读者打赏或当事人资助，是否就等同于“经营”？若其未注册公司、未形成持续营利模式、未逃避税收，是否就构成“非法”？
法律的适用必须严谨，不能因“你说了不该说的话”，就用“你收了不该收的钱”来治你。否则，“非法经营”将沦为新型“文字狱”，监督者将因生存所需而陷入刑事风险，最终导致“无人敢言、无人愿言”。
四、出路何在？建立规则，而非扼杀希望
面对现实，我们不应非黑即白地站队，而应推动制度性回应：
1. 明确自媒体监督的法律地位
国家应出台指导性意见，区分“公益性监督报道”与“营利性内容经营”，对前者给予一定豁免与保护。
2. 建立“公益采写”备案与公示机制
鼓励自媒体在发布监督报道时，主动说明资金来源、是否收费、费用用途，增强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
3. 推动设立“调查报道基金”或公益支持平台
由第三方机构为优质监督报道提供资金支持，避免监督者过度依赖单一当事人资助，保持独立性。
4. 规范“有偿发布”行为，打击“舆情敲诈”
对以曝光为威胁、索取高额“删帖费”“合作费”的行为，依法严惩，净化舆论环境。
5. 传统媒体应重拾监督责任，与自媒体形成合力
舆论监督不应是“二选一”的替代关系，而应是互补共生的生态。
五、致那些仍在坚持的人：
这个世界或许不完美，但正因为有邓飞、刘虎、新京报调查组这样的身影，仍在泥泞中前行，我们才敢相信：真相不会熄灭，良知尚未沉沦。 他们不是英雄，只是不愿闭眼的普通人。他们收点费用，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能继续写下去。
我们不能一边要求他们“为民请命”，一边又指责他们“不该吃饭”。这不公平，也不现实。
最后笔者总结了一下：自媒体舆论监督到底该不该收费呢？答案不是“该”或“不该”，而是：该建立规则，让合理的生存被允许，让越界的牟利被遏制。
监督不应是殉道者的悲歌，而应是制度保障下的常态。当有一天，我们不再为“收不收费”而争论，而是为“报道是否真实”“监督是否有效”而讨论时，那才是社会真正的进步。
在此之前，请对那些仍在黑暗中打手电的人，少一点苛责，多一点理解——他们照亮的，可能是你我明天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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