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一次授衔的名单，为了拟定它，评委会那是把每一位战将的过往都翻了个底朝天，生怕有一点疏漏。
按说这已经是精挑细选后的最终版本了。
可主席拿过名单细细一过目，脸上的表情就严肃了。
问题很大：缺了个山头。
红一、红二、红四甚至起义的将领都有代表，唯独把“陕北红军”给漏了。
主席二话没说，提笔就添了个名字——阎红彦。
没这个名字，这份名单就是“跛脚”的。
这事儿得往回看，看看咱中国革命欠下的那份“情分”。
大伙儿常盯着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觉得那是神迹。
可大伙儿别忘了，几万人马走到头，得有个地儿歇脚啊。
要是没陕北这块地盘，红军往哪扎根？
说白了，陕北红军就是那个在大雪天给中央红军开门的“东道主”。
在最要命的关头，是人家守住了西北这摊子事。
到了1955年大封群臣，要是连个带头的上将都没有，别说老陕北的战士心里凉，就是也不符合“五湖四海”这个大方针。
所以，给陕北红军留个上将席位，是必须要办的事。
那咋就轮到阎红彦了呢？
这里头的筛选，透着股悲壮劲儿。
原本陕北这块儿也是猛将如云。
刘志丹、谢子长，那都是响当当的大旗。
这二位要是还在，别说上将，大将位置都得留着。
可偏偏天不遂人愿，两位老大哥都为国捐躯了。
领头羊都拼光了，剩下的人里头，想找个资格老、战功足、能镇得住场子的，眼光自然就聚到了阎红彦身上。
这绝不是没办法了才凑数的。
翻翻老阎的档案，那是真吓人。
他1909年出生，1925年就入了党。
这党龄，比好几位元帅都长。
当初当兵是为了混口饭，后来被谢子长一点拨，人就觉悟了。
到了1931年，组织让他去山西拉队伍。
这活儿难干，但他硬是搞成了。
这支“晋西游击队”，是西北头一支红军。
请注意“头一支”这三个字。
在讲究辈分的军队里，这就是“开山鼻祖”级别的。
后来形势紧，大队长牺牲，队伍群龙无首。
作为副手的阎红彦面临生死大考：硬顶还是撤？
他拍了板：渡黄河！
这一把赌对了。
队伍过了河，跟南梁那边的兄弟汇合，这才有了后来的陕甘游击队。
阎红彦当了一支队的一把手。
所以你看，论资排辈，他是创始人；论地位，仅次于刘、谢；论活着的，他是独苗。
主席选他，那是板上钉钉的事。
当然，光有老资格不行，还得有真本事，不然这上将衔也挂不住。
到了解放战争，阎红彦去了刘邓大军，在三纵当副司令。
这时候，考验来了。
这支部队刚开始打得不顺手，跟兄弟部队比有点掉链子，战士们心里犯嘀咕，觉得自己不行。
作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老阎没发火骂娘。
他明白，士气这玩意儿看不见，但能定输赢。
他沉下心来抓思想，专解战士心里的疙瘩。
几轮整顿下来，三纵脱胎换骨，后来在邯郸那仗打得漂亮极了。
这就是带兵的能耐，把一群绵羊带成嗷嗷叫的狼，这才叫水平。
还有个事儿能看出这人脑子活。
1947年在大别山，那个冬天冷得刺骨。
部队缺衣少食，换个死板的领导，估计就只能等着上面发，或者让战士硬抗。
阎红彦不干，他动用早年跑江湖的关系，联系上了当地做买卖的。
兵荒马乱的岁月，能跟商人搭上线还能搞来东西，既要有胆子也要有手段。
结果战士们穿上了棉衣。
哪怕就暖和那么一点，在那个冬天也能救命。
这就是为了生存，敢想辙、敢破局。
至于打仗，他在老鸭掌被围过，受过重伤，那是实打实拼出来的战功。
建国后，老阎转业去了地方。
按说大官当着，坐办公室听汇报就行。
但他那个“较真”的劲头又上来了。
那时候风气不好，动不动就吹牛亩产多少万斤。
阎红彦根本不信，挽起裤腿就下地，亲自过秤。
一旦发现是假的，当场戳穿，谁的面子也不给。
但他不是为了整人，是帮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
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跟他打仗时一样：战场上骗自己是送死，地里头骗自己那是饿死人。
1955年授衔那会儿，阎红彦肩上的三颗金星，沉得压手。
这不光是奖赏他个人的枪林弹雨，更是国家向那支埋骨黄土高原的陕北红军敬礼。
主席加上的不光是个名字，是座碑。
那些没走完长征的战友，那些死在沟沟坎坎里的兄弟，借着阎红彦这个名字，跟新中国的荣光连在了一起。
这笔历史大账，主席算得透亮，也算得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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