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5月的一个午后，怒江北岸的山风带着尘土吹进公社办公室，桌上的调查笔记被掀得沙沙作响。阎红彦合上本子，抬头望向窗外干裂的梯田——旱情严重，社员们的脸上尽是焦灼。正是在这次实地调研之后，那封长达万余字的信越过重山，摆到了中南海的案头，并在5月16日得到毛泽东“写得很好”的批示。云南的干部这才明白，自家第一书记并不仅是在县乡巡查，更在为全省的出路苦心孤诣。也正是从那一刻起，他被人们私下里称作“生产书记”。
此后四年，阎红彦马不停蹄：改水利、调烟叶、整盐井，磋商交通干线，跑遍了三江并流的险滩和滇西高原的冷夜。工农业曲线逐步向上，1965年云南工业总产值首度突破历史峰值，粮食库存也回到安全线。临沧一带的老百姓说：“阎书记来了，庄稼就认得了天。”这样的口碑，让北京对他的安危多了几分牵挂。
时间推到1967年1月5日。昆明街头已隐约嗅得到火药味，来自各路群众组织的口号此起彼伏。首都获悉云南局势的紧张，国务院几次电询，要求省委和军区妥善保护阎红彦。1月7日深夜，云南军区作战值班室的红色电话骤然响起，尖锐的铃声划破寂静。电话一接通，对面传来叶剑英凝重的声音：“阎红彦在什么地方？身边都有谁？”沉稳而低沉，一字一句。军区值班首长立刻回报：阎书记正在省军区办公楼与周兴、王银山开会，护卫班二十余人随行。叶帅吩咐：“务必确保安全，有事立即报告。”
电话挂断，警卫排紧急加岗，全市要害部位加派巡逻。可谁也没想到，意外还是在寂静的深夜里潜伏。1月8日凌晨，办公楼的值班电话再次嗡鸣不停，阎红彦在宿舍接通，听筒里传来北京的询问，口音浓重，他一时没有听清，值班的汪东兴在另一端复述。不长的几句对话后，他搁下电话，揉着额头回房休息。天还未亮，秘书多次敲门，屋内却迟迟无人应答。推门而入，只见阎红彦仰卧在床，面容平静，却早已心跳停止，年仅五十八岁。那一年元月的昆明寒气逼人，警卫们呆立良久，竟不知该先去何处报信。
讣告公布前，云南街头已自发出现悼念人潮。有人在春城路口立起一块木牌，上面写着：“阎书记，您叫我们怎么舍得您走？”苍劲的笔迹，被寒风吹得微微颤动。农人赶来献上一袋袋稻谷，少数民族同胞披着盛装，敲起铜鼓，送别这位始终睡在行军床上的省委第一书记。
二月下旬，云南党政军负责人进京面报情况。人民大会堂的灯光下，周恩来静静听完汇报，用手捂住眼镜，声音有些发哑：“他在那样的处境里，还是惦记工作，这样的同志不多了。”屋里气氛沉重，谁也不敢出声。半晌，总理抬头，淡淡补了一句，“要把事情查清，也要善后，别让老百姓寒心。”
与北京的痛惜不同，山城延安的老人们得知噩耗时，第一反应是重提三十年前的岁月。那时的阎红彦，和刘志丹、谢子长并肩在陕甘游击区开荒破土。1925年，他十六岁，在集义镇宣誓入党，说话还带着浓重的秦腔。一路走来，清涧举义、包头兵变、莫斯科求学、东征黄河……险境不知闯过多少次。1936年他任红30军军长时才二十八岁，一句“我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几乎成了延河畔年轻红军的口头禅。
也因此，1955年公布将衔名单时，没有“阎红彦”三个字，毛泽东皱眉询问：“怎么能没有他？”人事部门紧急调整，将已在地方工作的阎红彦增补为成都军区第二政委，佩授上将。有人感慨：在陕北，提起红军三大主将，如今只剩他一人健在；这声“上将”来得既迟，也来得恰到好处。
回到云南，他依旧保持行伍作风。省政府文件堆满墙角，办公室一盏白炽灯常亮到深夜。同行干部私下打趣：“阎书记一出差，汽车里没有靠垫，晚上连会务酒都省了。”可就是这种几近苛刻的节俭，为云南积攒了宝贵的财政余粮。粗布中山装穿出补丁，他却把节省下的经费用来给边民修路架桥，引黄灌田。1964年底，滇中水稻丰收，官方报表显示粮食总产突破历史高点。那一年春节，昆明市面猪肉不限量供应，街头最抢手的不是自行车，而是缝纫机——不少人第一次有闲钱为孩子添置新衣。
遗憾的是，政治风浪越卷越急。进入1966年，云南各地“派”旗林立，连哨所都要表态站队。阎红彦在省军区大院召集骨干时语气少见地沉重：“边疆太大，我们不能乱。”他决定动用部队，保证秋收、秋种完成。凭着多年军旅经历，他对可能的风险估计得很高，却仍低估了局势的迅雷之变。
1月7日午夜的那通红机电话，成了许多人记忆里的惊雷。它不仅是一次最高统帅部的紧急关切，更意味着一个时代风云的临界。阎红彦的突发离世，至今仍有多种猜测，但官方鉴定为心源性猝死。这位久经枪火、跨越北伐、抗战、解放三大时期的老红军，就这样在风雨飘摇中匆匆谢幕。
1977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里提到云南时，忽而顿住：“阎红彦这个人，正派、耿直，云南的工作他是兢兢业业的。”此语不长，却像是给那段尘封十年的记忆盖下清晰印章。如今，昔日他奔波过的怒江边公路已车流不息，耿马乡的孩子再也不会因衣衫褴褛而躲避烈日。老乡们口中的“阎书记”，终究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写进了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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