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重得有些坠手的纸箱，没有任何精致的包装，甚至边角还磨损了一些，上面印着那家著名火腿厂又红又俗气的Logo。
当董事长林震东把这个箱子重重地放在我办公桌上时，发出了“咚”的一声闷响。这一声，不仅砸在桌面上，也砸碎了整个销售部几十双眼睛里原本闪烁的嫉妒和期待，更砸得我耳膜嗡嗡作响。
“小张啊，这次多亏了你。”林震东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洪亮，透着那种上位者特有的、不容置疑的威严，“浩浩能挺过这一关，你的骨髓是关键。这是我老家寄来的正宗火腿，陈年的，你在医院遭罪了，拿回去补补身子。”
全场死一般的寂静。
紧接着，隔壁工位的“大嘴刘”没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随即整个办公室像是炸开了锅一样，充满了那种压抑又刺耳的窃窃私语。
我愣在原地，看着那个印着红猪头的纸箱，感觉在那一瞬间，我身体里被抽走的那几百毫升骨髓似乎又开始隐隐作痛。那个穿刺点仿佛在脊椎上烧红了，烫得我浑身发抖。
我是为了救他的独生子林浩，在无菌舱里躺了整整一周，忍受了动员剂带来的全身骨头酸痛，忍受了采集时的恐惧。我以为，我不求这泼天的富贵，至少能换来一个体面的升职，或者哪怕是一个厚实一点的红包。
结果，是一箱火腿。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把那个箱子抱回家的。那箱火腿就像一块滚烫的烙铁，烫伤了我的尊严。那天晚上，我看着出租屋狭窄的客厅，看着怀孕三个月的妻子小心翼翼地帮我热敷后背，心里的委屈像野草一样疯长。
“这林震东，太欺负人了。”妻子看着那箱火腿，眼圈红了，“咱们为了救他儿子，连婚期都推迟了，你就换来这个？”
我一脚踹在那个纸箱上，箱子翻了个身，沉闷地滚到了杂物间的角落里。“不干了。”我咬着牙，从齿缝里挤出这三个字，“这骨髓，就当是喂了狗。”
第二天，我就递交了辞呈。林震东当时看着我的辞职信，眉头皱得很深，他似乎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签了字。
“小张，以后有困难，可以来找我。”
我心里冷笑，拿了我的骨髓，送我一箱猪肉，现在还装什么菩萨？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林氏集团的大楼，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跟这家人有任何瓜葛。
那一年，我27岁，以为自尊心是世界上最值钱的东西。
时间像一把钝刀，磨去了很多棱角，但也留下了很多伤疤。
三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离开林氏后，我的职业生涯并不顺遂。毕竟在这个圈子里，得罪了林震东那样的大佬，虽然他没明面上封杀我，但很多公司HR看到我的履历，都会意味深长地笑一笑，然后婉拒。
我辗转了几家小公司，做着最累的业务，拿着只有以前一半的薪水。女儿出生了，是个可爱的吞金兽，奶粉、尿布、房贷，像三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每当深夜加班回来，腰部那个曾经做过骨髓穿刺的地方，总会传来阵阵幻痛，像是在提醒我当年的“愚蠢”。
那箱火腿，一直扔在杂物间的最深处。好几次搬家，妻子想把它扔了，我都没让。不是舍不得，而是留着它，像是一个耻辱柱，时刻提醒我自己：别太天真，别指望有钱人的良心。
直到那个雷雨交加的下午。
我正在为了一个几千块钱的订单，跟一个难缠的客户陪笑脸，电话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喂，哪位？”我夹着电话，手里还在修改合同。
“是张叔叔吗？”
听筒里传来一个怯生生的声音，有些稚嫩，但透着一种不属于这个年纪的虚弱和疲惫。
我愣了一下，“你是？”
“我是浩浩。林浩。”
那一瞬间，窗外一道惊雷炸响，我手里的笔“啪”地掉在了桌上。
林浩。那个身体里流着我一部分血液的孩子。
“张叔叔，你能来看看我吗？”孩子的声音带着哭腔，却又在极力压抑，“我爸……我爸他在哭。我从来没见过他哭。”
我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个信息，电话那头换人了。是一个沉重、沙哑，仿佛苍老了十岁的声音。
“小张，是我。林震东。”
再次见到林震东，是在市一院的血液科特需病房外。
仅仅三年，那个曾经在商场上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男人，此刻却像是一个被抽干了精气神的枯树。他的头发全白了，脊背佝偻着，身上那套曾经笔挺的高定西装，此刻显得空荡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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