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说明朝的建立是得国最正的呢？|元朝|华夷|明朝|朱元璋|王朝

明朝“得国最正”的历史逻辑——底层逆袭与华夷之辨下的政权合法性

明朝的创业集团

在传统历史叙事中，“得国正”的核心标准往往指向政权建立的合法性——既包括创业过程的“道义正当性”，也涉及对前朝统治的“替代性正义”。明朝之所以被许多学者和民间视为“得国最正”的王朝之一，其逻辑根植于多重历史维度的叠加。以下从出身背景、时代使命、政权路径等方面展开分析，客观梳理其合法性依据。

一、底层崛起：打破贵族政治的“平民革命”

明太祖朱元璋的起点极低

中国古代王朝的建立者中，真正以“赤贫无产”之身逆袭者，唯汉高帝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相较于刘邦曾任秦末亭长（基层吏员），朱元璋的起点更为低微：

乞丐与僧人的生存困境：
幼年因灾荒家破人亡，曾以乞讨、为僧谋生，完全脱离传统士绅阶层，毫无家族势力或政治资本可依凭。这种“无产者”身份使其政权从根本上摆脱了“门阀继承”或“官僚篡权”的嫌疑。
乱世崛起的纯粹性：
朱元璋加入红巾军时仅是普通士卒，通过兼并郭子兴余部、击败陈友谅/张士诚等割据势力，完全依靠个人军事才能与权谋一步步登顶。相较之下，魏晋至隋唐的开国君主（如司马炎、杨坚、李渊）多为前朝权臣或贵族，政权更迭带有明显的“权力世袭”或“门阀禅让”色彩。

对比意义：在科举尚未完全成熟的古代，底层士人上升通道有限，朱元璋的成功被视为“布衣卿相”理想的极致实现，暗合儒家“选贤与能”的政治伦理，亦成为后世平民反抗暴政的精神符号。

朱元璋命徐达北伐建功

二、华夷之辨：推翻外族统治的“文明光复”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统治具有鲜明的民族压迫特征：

四等人制度与阶级矛盾：
蒙古人、色目人位居统治阶层，汉人（北方汉族）、南人（南方汉族）被列为第三、四等，在科举、仕宦、法律等方面遭受系统性歧视。元末“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正是汉人对暴政的集体呐喊。
“恢复中华”的政治号召：
朱元璋在《奉天讨元北伐檄文》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将反元战争定义为“华夏文明对野蛮统治的反击”。这种以“华夷之防”为核心的政治叙事，不仅凝聚了汉地民心，更赋予政权“文明守护者”的道义高度。

徐达北伐蒙元

特殊意义：相较于其他汉人王朝（如汉取代秦、唐取代隋）的“内部改朝换代”，明朝的建立具有“民族解放”与“文明光复”的双重属性，这在古代“华夷秩序”观念下，极大提升了政权的正当性。

三、路径对比：拒绝“篡逆”的“暴力革命”正当性

中国古代王朝更替主要有两种模式：

1、禅让篡权：如曹丕篡汉、司马炎篡魏、赵匡胤陈桥兵变等，本质是官僚集团或军事贵族通过权力博弈夺取政权，往往伴随对前朝皇室（尤其是孤儿寡母）的欺凌（如北周静帝、后周恭帝）。

2、暴力革命：以武力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秩序。商周之际的“汤武革命”被儒家视为“顺天应人”的典范，而明朝的建立正是这一理论的实践样本。

朱元璋的特殊性在于：

非体制内背叛者：
他从未在元朝担任正式官职，起兵时元朝已濒临崩溃，其身份始终是“起义军领袖”而非“朝廷叛臣”，避免了“乱臣贼子”的道德指控。
先统一南方，再北伐中原：
不同于李自成等农民军直接冲击京师，朱元璋采取“先平江南，再定中原”的策略，在稳固后方后北伐，既减少了对百姓的破坏，也展现了“稳扎稳打”的政治成熟度。

前期跟随红巾军起义

四、理论支撑：儒家思想与民本主义的合流

明朝政权的合法性亦得到儒家理论的背书：

“天命转移”观：
儒家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元朝后期吏治腐败、灾荒频发，“失德”已显；朱元璋轻徭薄赋、恢复生产（如丈量土地、推行屯田），以“有德”自居，符合“天命所归”的传统逻辑。
“救民于水火”的实践：
朱元璋出身底层，深知民间疾苦，建国后推行一系列惠民政策（如严惩贪腐、兴修水利、设立“惠民药局”），其政权被时人视为“解倒悬之苦”的救星，而非单纯的武力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