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春，北京协和医院的长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味，毛泽民的儿媳韩瑾行靠在窗边咳得脸色发白。医生提醒她做完支气管扩张的检查就得好好休息，可她心里惦记的却是另一件事——既然来了北京，怎么能不去中南海看看“主席大伯”？
这份牵挂，从1920年代就埋下了种子。1925年6月，毛泽民奉命离开湘潭赴长沙地下党组织，不得已同结发十二年的王淑兰办了离婚手续。那一年，王淑兰三十岁，小脚、不识多少字，却骨子里倔强。她先是把离婚纸藏进了衣柜夹层，随后咬牙加入中国共产党。用她自己的话说，“人不能跟不上时代，脚虽小，步子不能小。”
大革命失败，湘乡监狱的黑铁门咣当一关，她被押进去。保出来后，她带着五岁的女儿毛远志转到长沙继续做交通联络。1929年五月再度被捕，直到1930年彭德怀攻入长沙，她才和难友们砸开牢门冲出死地。日军南犯后，她在衡阳失联数月，靠一双小脚和惊人的记忆力，把秘密文件从一户人家转到另一户人家。许多同行的年轻地下交通员感慨：“别看王大姐脚小，胆子比我们都大。”
王淑兰在狱中认识了罗醒，两位苦命母亲结成生死之交。罗醒撤离长沙前，将年幼的儿子华初交到王淑兰怀里：“叫声妈妈，跟着王妈妈。”从那天起，毛华初被写进了王淑兰的家谱。
1937年，国共合作。王淑兰拖着两个孩子千里北上延安。到达宝塔山脚的傍晚，她边喝酥油茶边叮嘱儿子：“见到大伯，要先鞠躬，再喊伯伯。”第二天傍晚，毛泽东在窑洞门口看见这个瘦高的少年，“一鞠躬，一声伯伯”，笑得胡子都在颤。此后，每个星期六，华初都会到杨家岭吃一顿家常饭，这份亲情，他记了一辈子。
华初成年后分配到中央军委任职，与同为干部子弟的韩瑾行相识。两人1949年在北平结婚，转年随湘潭地委赴株洲开展土改工作。韩瑾行大学毕业，做事麻利，民政、粮食、教育全都涉猎，却自认“没见过大世面”。婆婆王淑兰常笑她：“书呆子，眼里只有公文，没有人情。”
转回1951年。韩瑾行结束治疗，正备返湘，王淑兰却拦住她：“人都来了北京，不上中南海走一趟，你对得起谁？”可当天下午，叶子龙来接，她却被临时抽去参加座谈。王淑兰只得独自进了丰泽园，与毛泽东一同吃午饭。饭后，老人家念叨：“那闺女丢哪儿去了？叫她改日再来。”
傍晚，韩瑾行终于被叶子龙领进中南海。门口侍卫认出她湘潭口音，笑着说“里面等着您呢”。推门的一刻，她心跳几乎要冲出喉咙。屋内，毛泽东正同少年时的私塾先生王季范聊天，听到动静，立刻起身迎上来，“你就是华初的爱人？”他说着伸出手，眼睛眯成月牙。
突如其来的热情让韩瑾行脑子“嗡”地一响。十多年前在课本上读到的“毛主席”一下子压过了婆婆的叮嘱，她下意识脱口而出：“主席好！”一句话落地，静了半秒。毛泽东哈哈一笑，没多计较，反而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臂：“坐，坐，咱自家人。”他问她年龄、工作、病情，甚至追问了株洲镇的棉纺厂复工进度。她磕磕巴巴地回答，脸却烧得更红。屋里几位湘潭老乡眯着眼看热闹，王季范还递过来一杯茶，“姑娘，别紧张。”一句话，转开了气氛。
二十分钟后，谈话结束。毛泽东把她一直送到门口，“替我问华初好，好好养病。”韩瑾行连声答应，才敢抬头看了看朴素的走廊——墙上挂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字幅，墨迹遒劲。
当晚，母媳回到下榻的招待所。王淑兰迫不及待：“你见到大伯怎么称呼的？”韩瑾行嗫嚅：“我……我喊的‘主席’。”话音未落，老人家瞪大眼，脱口而出：“你这憨子！伯伯都不会喊？”说完又叹了口气：“算了，他老人家不计较，可叫人家心里不得劲。”韩瑾行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提笔给毛主席写了封道歉信，没有收件地址，只好交给叶子龙。后来听说毛泽东看完信笑着摆手：“小事，别让她放在心上。”
毛家兄弟情深众所周知，但毛泽民牺牲早，1931年11月在新疆狱中英勇就义，年仅35岁。那之后，毛泽东把哥哥的后人都当成自己的孩子。华初在延安读书时，饥荒年份常到菊香书屋蹭饭；后来留在北京军委机关，逢年过节必被召去陪吃饺子。王淑兰则是无限次被叮嘱“有困难就找组织”。她却始终不要特殊照顾，坚持回韶山招待所端茶倒水：“我有双手，能干活。”
人们常说革命者铁石心肠，其实不然。1954年秋，王淑兰病重，组织要她进北京治疗，她只提一个要求：“给我留张毛主席的照片。”老人拿到照片，捂在胸口许久才收好。从1925年离婚算起，她和毛泽民分开整整三十年，却把“毛家的嫂子”当成了终生的身份。
1975年12月，王淑兰在长沙病逝，终年八十岁。灵堂里，没有花圈的堆砌，只有一张毛泽东亲题的挽联：“淑兰同志，一生忠诚。”而那年冬天，韩瑾行临别时又想起二十四年前的窘迫，轻声对婆婆遗像说：“妈，我后来每次见到他，都记得叫伯伯了。”
这个小小插曲，像是一束微光，折射出革命年代的家族亲情与淳朴礼数。毛泽东可以一笑而过，王淑兰却坚持要儿媳记住“伯伯”两字——在她心里，革命领袖的光环远不及家国情义来得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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