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2月31日晚，闽西山区的除夕鞭炮已零星响起，范其标把18岁的范家定叫到堂屋。灯芯摇晃，老人让儿子端起第三只空酒杯，米酒洒在青石地面，蜡烛泪顺着红纸对联滴落。

“孩子，这杯敬你生母，她是一位红军女战士。”老人语调低沉。短短一句，把少年推向另一个世界。他怔住，筷子在指间发抖。

饭后，范其标从木柜取出一只铜脸盆、一张已经发黄的包裹袋和一张字条——这些是唐义贞留给儿子的全部线索：时间、地名，甚至署名都模糊。范家定那晚几乎彻夜无眠，他第一次明白自己姓范却又不止姓范。

第二年春天，少年寄出第一封寻亲信，目标是湖北武昌，可邮差很快退回“查无此址”。一封信没击碎愿望，反倒像催化剂。他抱着那只包裹袋研究，每隔一阵便端详一回，试图让墨迹自己跳出来。

时间拖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位公安干部给了他一剂“偏方”——漂白粉水浸泡。试想一下，当袋子一点点褪色，隐约笔划显现，唐义贞、胜利县、琵琶龙乡等字样浮出水面，范家定几乎要喊出声。地名早已改换，仍足以提供方向。

闽西老一代革命者李坚贞收到他的询问信后，回信仅一句“唐义贞即陆定一夫人”，字迹端正，却胜过千言。范家定愣在那里——原来，生父是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

可他没立即北上。国事繁忙，自己身份复杂，加上年代特殊，见面并不容易。直到1979年8月12日，北京静园小楼，两双略显拘谨的手终于相握。陆定一白发稀疏，声音却依旧有力：“孩子，这些年，你怎么过来的？”短短十几个字，父子都红了眼眶。

那一次长谈持续到深夜。陆定一讲1934年长征出发前的抉择，讲妻子怀着身孕仍坚持留下。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突围；唐义贞却因行动不便留在闽赣苏区。分别那天，她把三岁女儿叶坪托付给药材厂管理员张德万，把即将出世的孩子托给未来——这种托付，带着决绝。

唐义贞在圭田乡生下“小定”后仅两个月即再随部队转移，被捕时年仅25岁。敌人挖心背后，是她在狱中吞掉情报字条的最后一次战斗。陆定一在陕北得知噩耗已是1943年，痛失爱妻，孩子又无下落，这段伤痛在他心里沉了整整三十六年。

1979年的重逢终究只解开一半心结。陆定一告诉儿子：“你还有一个姐姐，叶坪，大你三岁。”之后，他嘱咐儿子继续南下寻找。

1981年春天到1986年初，陆范家定（陆定一坚持将“陆”“范”二字并列，既纪念烈士，也感谢养父母）数次踏访赣南、吉安、瑞金等地，资料不足，调查难度可想而知。每一次碰壁，他都在日记本写一句：“不急，再试。”

老部长自己的方式则是写稿。1986年，他用抖动的笔在北京安外小院写下《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正文六千余字，没有煽情，只有事实。他清楚，公开记述既是告慰亡妻，也是最后的“寻人启事”。

文章刊于《风展红旗》1987年第一期。盛夏七月，赣州南方冶金学院资料员黄玉香翻到这期杂志，一个名字让她停住——叶坪。她想起邻居赖章盛母亲的身世。赖母原名张来娣，自言幼时常叫张德万“好妈妈”，身旁还带着象牙筷子。种种细节与杂志叙述惊人契合。黄玉香合上杂志，第一反应是“得告诉老赖”。

赖章盛连夜起草长信寄往北京，落款时手发颤：“母亲可能就是您要找的人。”十月中旬，陆定一收到来信，立刻拍案：“很像，速去核实。”他让儿子携自己的手书去南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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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组先找到了张德万的侄子张永济，后者回忆姑姑曾带一个叫“野萍”的小女孩辗转赣南；又翻出一双保存完好的象牙筷。物证、人证同时到位，谜底几乎揭开。

1987年11月30日早晨，南昌滨江招待所三号楼会客厅，陆定一等候多时。九点整，门推开，花白头发的张来娣缓步而入。老人望见对方，那条在战争岁月拉开的时空裂缝忽然愈合。他撑着手杖站起，声音有些哑：“是你吗？”

张来娣先愣后颤，几乎不敢相信：“真的吗？爸爸？”短短两字，时针似乎停止。老人伸出双臂，女儿靠近，他轻轻抚着她头顶同样的白发，泪水夺眶而出：“孩子，五十三年前我把你弄丢，如今总算找回来了。”

旁观者无不动容。陆定一转身对地方干部说，自己从长征出发那天就担了欠账，如今终于补上，“可以安心了”。

晚餐时，他举杯向抚养女儿的赖家、抚养儿子的范家道谢：“没有你们，两个孩子可能早已埋在荒山里。”他坚持孩子性命里既有陆家血脉，也有苏区百姓大义，于是给儿子定姓“陆范”，而女儿的姓仍随养家，“两家都是亲”。

1989年，陆定一再次整理唐义贞烈士事迹，亲笔写下“工农是一家”。他说，革命不仅需要枪，更需要千千万万无名人伸出援手；如果没有他们，历史会截然不同。

陆老离世后，陆范家定与张来娣常携后辈回闽西、赣南看望两家老人。有人问缘由，他们回答得很朴实：孩子们该记得，自己能够团聚，是因为许多人在最危险的年代把生死置之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