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5日凌晨，福建福安街尾巷的出租屋里还亮着一盏昏黄的灯。外头淅沥细雨，便衣警察在巷口集合，夜色掩住了枪口的寒光。屋里的刘招华蹲在行李箱旁，核对兑换好的美元——那天是他的四十岁生日，也是计划南逃菲律宾前的最后一夜。
门被撞开的瞬间，几名特警冲了进来。“别乱动！”喝令声在潮湿空气里炸开。刘招华抬手投降，脸上却挂着淡淡的笑，“想问啥，列张清单吧。”这种近乎自负的从容，让在场的办案民警一阵错愕。九年追捕，终于落幕，可他似乎仍把自己当成棋局的主宰。
把时间拨回1965年3月，刘招华出生于闽东山村。父亲早逝，母亲带着四个孩子艰难度日。瘦小的老四最会读书，小伙伴放牛捉虾时，他抱着化学教材抄笔记。十五岁那年，他凭着省里化学竞赛二等奖考进县一中，被视作翻身希望。
现实却不给贫寒学子太多浪漫。高二时，母亲重病，医药费压垮家里。刘招华脱下校服、换上军装，“去部队能领津贴，最起码家里不再多张嘴。”1982年春，他随福建新兵连北上，初尝集体生活带来的公平与尊严。
两年后，他已是团里拔尖的射击示范兵，晋级在望。可节日慰问金只有区区几块，他心里那股对金钱的饥渴并未被铁血生活遏制。1984年冬，他动了所谓“自污转业”的歪脑筋，借管账便利挪用145元公款，主动认错，顺势脱下军装返乡。
地方上缺人手，刚复员的他被安排到福安县法院当法警。这份工作极稳，却也清贫。起初他办案认真，还被评过先进，但很快，港口走私的暴利诱惑让他动心。利用执法身份搭桥牵线，他帮外贸商人偷转外汇，几个月便揽下几十万。
钱来得太快，人便飘了。他辞去公职，自办塑料厂，买豪车、盖洋楼，村口的大榕树下常有人议论：“老四是吃了什么仙丹？”然而1992年以后，国家连出重拳遏制废塑料走私，他的工厂持续亏损，资金链濒临崩断。就在此时，一通电话改变了走向——广东毒贩陈文燕邀他喝茶，“一吨货净赚数百万，你有渠道，我有买家。”
巨额利润点燃了那团旧火：化学天赋与金钱欲望。刘招华租下废弃茅草房，购置玻璃器皿，自学合成路线，默背配方比例。氢碘酸缺货？他就跑遍小厂回收含碘海藻灰；还假扮减肥药发明人向高校教授请教重结晶技巧。一遍遍试验后，99%纯度的“冰种”在玻璃器皿里闪着寒光。
1996年，他带着这项技术南下与广东人“接驳”，先后在鹤山、惠东、河源搭建地下工厂。炼锅昼夜轰鸣，白色晶体装筐堆放，有时装不下，工人就用塑料桶盛。警方后来清点，仅缴获冰毒12.36吨，已足够让全球数千万人成瘾，其余近20吨流向东南亚和港台，售价折算过来，高出当年多家A股龙头企业的全年净利润。
如此规模，很快引来多地缉毒部门的注意。1998年秋，东莞警方捣毁一处仓库，缴获1.5吨成品时，线索直指“闽南人老刘”。刘招华却早已更名“刘林彬”，在桂林冠以“台商”身份办起食品厂，还高调接受媒体专访，“我们是台湾乡亲在大陆投资的样板”。
有意思的是，他并非龟缩，而是频频出现在公共场合，甚至参加慈善酒会、向小学捐助。媒体人曾问他为何喜欢匿名行善，他随口胡诌：“做大生意，更懂得社会责任。”这份“慈悲”与其制造的31吨毒品形成刺目的反差。
警方并未被表象蒙蔽。广西、广东、福建三省公安厅建立联合专案组，追踪金融流水、通讯记录、宗族网络。2004年冬，专案组发现那位“台商”与多名涉毒嫌犯资金往来密切。12月25日，刘招华觉察风声，连夜驾车北上，走国道回福安老家，企图“灯下黑”。
为防漏网，当地公安调集百余警力，分批渗入老城巷弄。3月5日凌晨4点35分，行动开始。爆破声惊醒邻居，刘招华赤脚冲到阳台，被警告后束手。带队民警回忆，“他没喊冤，也没慌，就是眼神里透着不屑。”
移交北京后，刘招华面对审讯，辩词五花八门：“冰毒比鸦片好，不会上瘾”，“我是在给外国人尝尝自己的苦头”。检方当庭出示检材和账册，他仍据理力争，一度企图抹去部队履历，摆出“民族义士”姿态。旁听席一片哗然。
2009年9月15日清晨，刘招华被押赴刑场。他的案卷记载：自1996年至2005年，共参与制造和贩卖冰毒31吨，涉案资金逾30亿美元，直接关联22起死亡事件。行刑车驶出看守所，他回头望了一眼高墙，神情平淡，再无只手遮天的狂妄。
刘招华的覆灭，为世纪之交的中国缉毒斗争提供了一个极端样本：知识、野心与利益交织，足以让一个曾经的优秀士兵一步步堕入深渊；而九年穷追不舍的公安干警，也用行动回答了那个年代最严峻的公共安全考题。禁毒战线没有硝烟，却从不缺生死较量，每一次抓捕背后，都有无数执法者通宵蹲守的背影，以及被毒品撕碎的家庭难以复原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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