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7日晚，上海广播大厦内灯火通明。一档名为《这就是中国》的节目首播，台上那位衣着简朴、语速不紧不慢的学者，旁征博引，妙语迭出。台下不少中年观众瞧着他，忽然恍然——这不是当年在人民大会堂给邓小平当口译的“张小翻”吗？岁月已把稚气磨平，却把锋芒打磨得更亮。
追溯他的履历，镜头得倒带到三十四年前。1985年8月28日，上午九点四十分，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与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的会晤即将开始。81岁的邓小平稍微提前步入会客厅，目光一转，看见身旁站着的陌生青年。外交部长吴学谦介绍：“这是翻译室的小张。”伟人笑着伸手，“小张，是哪里人？”——“上海人。”青年略带紧张地答。“知道霞飞路吗？”邓小平似乎有意考一考他。“那是今天的淮海路。”青年声音爽朗。短短两句对话，为随后近一小时的高密度口译定下了轻松的基调。
很多人觉得，能站到那张红地毯上的，一定出身不凡。可这位27岁的“新面孔”十年前还在机床旁磨刀。1975年，他刚满十七，高中毕业后考进上海雕刻二厂，成了一名学徒工。那时的流水线单调枯燥，他便用收音机偷偷学英语，拿着旧磁带反复模仿发音，机床的轰鸣与磁带的沙沙声交织成青春的底色。
1977年高考恢复，一纸通知打破厂区的闷热空气。十九岁的他咬牙复习三个月，以黑马之姿闯进复旦外文系。当年同厂应考者三十余人，唯有他一人圆梦大学。厂长敲锣打鼓，用卡车把“这块活招牌”送回弄堂，洋溢的鞭炮声在老石库门间回荡。
在复旦，他白天泡图书馆，夜里躲进走廊背单词。课堂之外偷偷溜去国际政治系听课，硬生生为自己“叠加”了一个第二专业。四年后，被北京外国语学院联合国译训班录取。那是中国为储备高水平口译人才下的一盘大棋，他赶上了好时候，也吃得下苦头。北外的10平米宿舍空不出来，他卷铺盖睡办公室，一住数年，从不抱怨。
1983年8月，他正式调入外交部翻译室。那是外事最吃劲的年代，一周三四次业务演练，材料多半来自领导人会谈实录。年轻人肩上时刻压着时差和责任的双重重量。不到一年，便通过严格口试，被批准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同声传译。
1984年国庆阅兵，他跟在外宾队伍后方，用耳机听着战机轰鸣与人群欢呼。巨型红旗翻卷时，他瞧见检阅车上的邓小平，心里暗暗发誓，总有一天要站到那位老人身旁。果然，十个月后，机会来了。赴会前，他泡在非洲司翻烂文件，把津巴布韦内战、南部非洲解放运动、马兰营地这些名词倒背如流，只为让现场没有半点卡壳。
会谈结束，穆加贝竖起大拇指：“Your interpretation is perfect.”青年只是微微一笑，汗水却早已湿透衬衫。又过三周，他在同一间厅里为加纳元首罗林斯服务，亲耳听见邓小平那句意味深长的提醒：“别抄我们的作业，你们得走自己的路。”罗林斯上车时对身旁人感慨“真是难得的睿智”。那一刻，小张第一次体会到中国话语的分量。
然而，翻译室有条不成文的“30岁定律”——口译是青春饭，过了三十岁就要另谋发展。1988年，他收拾行囊奔赴纽约联合国总部，旋即辗转日内瓦。白天在玻璃帷幕大楼里听遍世界争论，晚上在学生宿舍写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很新鲜：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动力。他把论文题目寄回母校复旦，导师回信只写了四个字：“小荷初露”。
九十年代初，他在欧洲高校兼课，向西方学子解释“中国为什么行”。那时正值东欧剧变，他常被问到：“你国能撑多久？”回答五花八门，却始终离不开一个关键词：制度韧性。课堂之外，他走访三十余国，见识到不同社会的光鲜与裂痕，体会愈发深刻——成见往往源于远观，误读则多因隔阂。
2010年，已年过半百的他回到上海，加入复旦中国研究院。学术之余，频繁参加公共论坛，提出“文明型国家”“中国道路竞争力”等概念，引来赞誉与质疑。有人问他为何频举上海的例子，他摆手笑道：“拿上海去跟纽约比，不过是想让最挑剔的目光也得掂量掂量。”
2019年那档节目让他迅速“出圈”，网络平台弹幕飘飞，“张讲师”成了年轻网友给他的昵称。有人调侃“老先生出手就是科普版‘王炸’”，也有人质疑他过度乐观。面对争议，他在访谈中说：“观点对不对，让时间去验证；但对国家要有信心，这没错。”
翻看履历，从车间小工到复旦高材生，再到人民大会堂的耳机里、联合国会场的光标下，最终站到今天的聚光灯前，这条路径并不平坦，却与新中国奋斗的节奏暗暗合拍。1985年那一次短暂握手，没有人预料到它会点亮后来的舞台。岁月迁移，角色变了，舞台却同样宏大——一个人的成长故事，被更广阔的国家叙事推着向前，也在反过来讲述和解释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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