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14日，湖北孝感火车站，寒风嗖嗖地往衣领子里钻，一列绿皮专列在那儿停得稳稳当当。
车厢里暖气烧得挺足，气氛却比外头的冰碴子还要凉，省里的领导正兴冲冲地汇报着万斤亩产的特大喜讯。
本以为这回肯定能让上头高兴，可谁能料到，两个刚从泥巴地里爬出来的农民，竟然在车上把这层漂亮的窗户纸给捅得稀巴烂。
这种说实话的劲头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里，简直就像是一盆冷水，直接泼在了所有人的心头上。
01
一九五八年的那个秋天，全国上下就像是打了一针高浓度的强心剂，到处都在传好消息，粮食产量高得离谱。
这事儿吧，得从11月13号说起，那天毛主席刚开完郑州会议，就登上了南下的专列，准备去武昌开八届六中全会。
车轮子在京广线上飞转，路过河南遂平、信阳的时候，主席就没少听喜报，那气氛就像是大家都中了彩票一样。
到了14号下午，车头冒着白烟停在了湖北孝感火车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他们早就在车上候着了。
那时候的湖北指标定得特别高，全省要搞六百亿斤粮食，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得拼了命地在地里刨食。
王任重在汇报里指着窗外的田地说，湖北这边的群众干劲儿大得惊人，亩产万斤的稻田都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他提到孝感县长风人民公社有个复员军人，硬是搞出了一块万斤田，说是亩产能达到一万斤稻谷呢。
要知道在那时，正常亩产也就几百斤，这一万斤听起来简直就是像在听神话故事一样。
毛主席一听这个数字，眉头就皱起来了，连着摇了好几下头，表示自己根本不相信这种事。
主席当时直接顶了回去，说这种事除非以后派解放军背着枪去站岗，日夜盯着收割，否则谁也别想忽悠他。
不仅要站岗，还得单打单收，最后拿出来的那个数字，他才敢信，这话一出来，车厢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省委副秘书长梅白也在旁边帮腔，说这事儿是真的，当时还是农村工作部部长王良亲自带人去验收的。
主席听完还是不买账，他觉得就算是部长验收的也靠不住，因为大家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地自己骗自己。
这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让底下的党委日子很不好过，甚至出现下情不能上达的情况。
02
就在气氛尴尬得不行的时候，工作人员领着两个特殊的农民代表上车了，一个是官木生，一个是晏桃香。
这两个人可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劳模，刚从地里过来，一路紧赶慢赶，累得满头大汗，身上还带着泥土味。
晏桃香那天不巧，正好患了重感冒，外面是初冬的冷风，一进暖和的车厢，那鼻子就开始作妖。
她第一次见主席，心里那叫一个激动，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手心里的汗把衣角都浸湿了。
主席伸出手来跟她握手的时候，晏桃香那个喷嚏实在是没忍住，阿嚏一声，直接喷了主席一脸的唾沫星子。
在场的人脸都吓绿了，这可是天大的意外，大家都觉得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结果主席随手抹了把脸，哈哈大笑起来，还开玩笑说晏桃香是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什么大碍。
这么一逗，原本僵硬的气氛总算缓和了一点点，晏桃香也慢慢放松了下来，不再那么局促不安了。
主席把目光转向了晏桃香，问她觉得生产队的粮食到底能不能达到上头定的那些千斤、万斤的指标。
晏桃香是个实诚人，心直口快，直接就回了一句，说这事根本不可能完成，差得简直是十万八千里。
主席转头看了看身边的领导们，那眼神里的意思很明白，就是想让他们看看老百姓到底是怎么想的。
随后主席又把目光移到了官木生身上，问这个生字是不是国计民生的生，还让他帮着出出主意。
主席说之前咱们夸下了这么大的口子，现在到底该怎么落实，是真产还是虚报，得有个准话。
官木生这时候也是豁出去了，他当了一辈子劳模，样样工作都带头，但这回他决定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03
官木生如实回答说，要想兑现之前夸下的那些海口，现在唯一的办法就只有造假了。
他说现在的行情是不造假不见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省委、地委、县委的书记们都有责任。
因为压力是层层传导的，省里压地区，地区压县里，最后这些大山全压到了最底层的群众头上。
官木生说自己虽然是劳模，生产劳动样样带头，但在粮食产量这一块，他实在是带不动这个头。
在他看来，带这个虚报产量的头是缺德的，是丧良心的，最终结果就是老百姓会因为没粮而挨饿。
他提到现在事实上已经有人家开始断炊了，也就是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老百姓私底下都在流眼泪。
大家都说算盘一响，眼泪一淌，因为报表上的数字越漂亮，老百姓碗里的稀饭就越清亮。
官木生还讲到一个叫胡春林的小社员，才12岁，就跟着大人日夜苦干，挖塘开荒，累得都不成样子了。
主席听得特别动情，眼眶都有些发红了，他赶紧嘱咐说，群众积极性高是好事，但千万不能搞夜战。
人过分劳累是要害病的，这种拼命法子不是长久之计，不能让老百姓为了数字把命都搭进去。
主席当时在车厢里感慨，说大家要他实事求是，他现在觉得自己当初同意给湖北定六百亿斤的任务是不对的。
他直接承认这就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这个决定定得太高了，根本不符合底下的实际情况。
他把责任全揽到了自己身上，说这事儿不怪王任重，也不怪底下的干部，就怪他这个中央主席好了。
04
他当时就念了两句诗，原本唐朝诗人韦应物说的是邑有流亡愧奉钱，那是当官的看到百姓流离失所感到羞愧。
05
这事儿吧，其实就是那个疯狂年代里的一个缩影，大家都在赶超，结果却忘了脚下的土地有多厚。
官木生在那次座谈会之后，心里总算是踏实了一点，至少他把最真实的苦处告诉了最高层。
虽然那次会议没能立刻止住全国范围内的浮夸风，但至少让湖北的干部们心里有了个底，知道什么叫实事求是。
王任重后来在工作中也变得更加谨慎了，不再一味地追求那些看起来很美、实际上要命的高指标。
那个在车厢里打出来的喷嚏，最后变成了一股清醒的凉风，吹散了不少人心头的狂热。
老百姓的日子终究还是要靠实打实的粮食来过，而不是靠报纸上那些能上天的数字。
一九五八年的孝感站，见证了一个领袖对人民最深沉的表白，也见证了一个劳模最硬气的担当。
后来的日子里，官木生和晏桃香依然在地里忙活，他们还是那个时代的脊梁，只是眼神里多了一份坚定。
这就是中国最基层的人民，只要你对他们有一分好，他们就能还你十分的忠诚，甚至连命都不要。
但这种好，绝不是建立在谎言和透支的基础上的，而是要像主席感叹的那样，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这次专列上的对话，虽然短暂，却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为后来的政策调整埋下了一个重要的伏笔。
大家常说，真话是有力量的，但在某些时候，听真话的人能听进去，那才叫真正的力量。
一九五八年11月14号那天下午，官木生在专列上把心里话全倒出来了，这辈子也算没白当这个劳模。
他回村之后，那股子虚报的风气确实小了不少，社员们干活也觉得有了主心骨，不再像以前那样瞎折腾。
官木生这辈子就在地里刨食，一直干到老，临了也没给孩子留啥大富大贵，就留了一句实话实说的家风。
你说这人图啥呢，其实就图个心里安生。一九九六年的晏桃香走得也挺安详，活到快八十岁。
她那张老照片上，笑得还是那么朴实，就像当年在车厢里那个敢打喷嚏、敢说差了十万八千里的农家姑娘一样。
这故事吧，到最后其实没啥大道理，就是人心换人心。如果你当时在场，听到那句国有流亡愧此生，估计也得掉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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