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三月初,一辆押解车在瓯海分局铁门前停下。凌晨的海风呛着咸味,昏黄的路灯把少年潘嘉的影子拉得老长。对押解民警而言,这只是例行公事;对他,却像推开了一道命运的暗门。

潘嘉只有十六岁,档案记的清楚:六岁丧父,母亲改嫁后不知所终;自此,他与年迈祖母、年幼妹妹相依为命。从这条时间线往后看,生活没有给他留下多少选择:十三岁辍学,十四岁在北京胡同卖烧饼,十五岁又转到温州鞋厂,一天十二小时循环往复地踩着缝纫机。工友们开玩笑说这孩子比机器还耐磨,他笑一声算作回答。

鞋底的胶味和机台的轰鸣陪了他两年,直到老板因赌债夜奔,厂房大门被债主链条锁死。那是二〇〇一年六月,离他领第一份暑假工工资刚好满十八个月。可惜“稳”是成人词汇,少年人只能被催着往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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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那天,他揣着仅剩的两千零四十二块钱走出厂区。家里来信说,妹妹的学杂费得在九月前凑齐;另一头,和他同住在城郊简易棚屋的姑娘“娇娇”怀胎八月,医院预收押金五千元。姑娘与他非亲非故,只因一声“潘哥”便让他把人当作远在老家的妹妹——血脉之外,也有不肯断的牵挂。

钱差一半,时间只剩三天。潘嘉在旧工业区的巷子里找过活,凌晨搬运、夜里装卸,日薪不过五六十,杯水车薪。那晚,他靠在便利店门口,脚边拎着空饭盒,一个夹着烟的中年男人凑上来,“缺钱?”男子抖开烟灰,语气轻飘,“送个东西,五百现结。”少年愣了几秒,心里盘算:五百块,等于十天工钱,加上手里的两千,或许真能把押金凑齐。

交易约在翌日黄昏。男子只递来一团纸巾,又塞进他手心两张百元票子。地址是一家老旅社,一楼灯光昏暗,柜台后挂着只半停的钟。潘嘉进门,见一名青年迎上来,二话不说接过纸团,又递来三百元。他伸手接钱,腕子还悬空,暗处突然闪出几名便衣,一记擒拿把他按倒。纸团里是零点六克白色晶粒——毒品。

审讯记录显示,抓捕时间:二〇〇一年八月三日,十九点二十五分。值班警官江丽第一次见到这个少年。他只穿着无袖背心,手臂肌肉分明,目光却是茫然的。江丽问:“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少年低声回了一句,“我该多要二百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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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听来荒诞,其实是心酸。五百变三百,钱没凑够,命运已敲下铁锤。江丽翻阅卷宗,发现他从未被列为贫困孤儿,只因失踪的母亲在户籍上仍是监护人;政策福利与他擦肩而过,这也是九十年代末不少留守少年的真实写照。

次日清晨,江丽依规再度讯问。灰白的日光落在少年的侧脸,他不抬头,只平静地交代经过,偶尔一句“我就是想把妹妹送进县一中”“不想让她像我一样”。这份近乎倔强的担当,让旁听的新警宋秋生在笔录上顿了几秒。宋忍不住轻声对他嘀咕:“早知道有风险,何必接?”少年抬眼,“人要是没钱,脑子会空得很响。”语气像在陈述天气。

案件侦结,上报检察院。未成年人毒品运输,依据当时《刑法》有关条款,最低量刑为六个月,最重三年。考虑到情节、数量,以及主观过失与动机,检察机关最终建议从轻:一年有期徒刑,附带强制戒毒六个月。

判决下达的晚上,江丽例行探视。小小的询问室里,他第一次主动开口:“阿姨,能帮我打听下,娇娇孩子生了没?”江丽点头,随口问:“她知道你被抓吗?”少年摇头。按惯例,无需告知未婚同居人,何况他们没办任何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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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江丽根据少年的只言片语找到了那处城郊出租房。低矮的瓦屋,四处漏风,门口的塑料布被风掀得啪啪作响。娇娇抱着新生儿坐在门栏,眼眶凹陷却执意挤出笑,孩子裹在旧床单里,呼吸均匀。医生费折半,剩余部分快递费一样寄来,是少年前两月的工资。江丽留下两句话:“他只能判一年,叫你别担心。”

回所那天,江丽把情况如实转告。少年听完,手在桌下握紧,又慢慢松开。他说:“这样就行,我进去一年,奶奶那边还有积蓄,妹妹能读书。”这番盘算,像极了旧社会挑着两筐柴火赶集的穷苦孩子,惦记的永远是背后人能不能活。

许多老警察在茶水间议论:这孩子之所以跌进泥潭,不是恶,而是贫。教育、监护、救助哪一环掉了链子,他就会栽在哪一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未成年人保护法》刚实施五年,基层执行力参差;对偏远山村的弃儿而言,法律条文像贴在墙上的年画,看得见却摸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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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庭审当日,潘嘉的祖母并未出席。老人年近八十,腿脚已不听使唤。她托村支书带来一封信,抖着手写满一页:“娃是好娃,就是命苦,求法官大人给他一条路。”信里没有标点,结尾处却画了一枚歪歪扭扭的红手印。

一年后,出狱的那天还下着雨。监区走廊潮湿,灯光像旧相机里的折射。有年轻狱警把他送到大门口,拍拍肩膀:“出去可别再让人抓了把柄。”少年点点头,背着补丁旧包,迎着雨往车站走。他兜里只余八十块生活费,但衣服内袋贴身处,还有一封信和一张照片——那是江丽代娇娇寄来的,照片里小女孩笑得腮帮鼓鼓,背后是一块手写的纸板:潘哥,我们等你。

在那场细雨里,少年脚步并不快,却很稳。他知道,火车要开往何处,未来要怎么挑起家里的那副担子,都得一步步想。至于错付的那三百块、失了自由的三百六十五天,或许会在漫长岁月里慢慢消化。但那句“我该多要二百块钱”,怕是一辈子也难咽下。

命运的牌桌上,他曾抽到最差的一张,可他始终把仅剩的筹码推给别人。世道多冷,仍有人把温暖暗暗揣怀,这样的人,值得被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