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二月初的夜里，京城飘起了夹雪的冷雨。钓鱼台十一号楼亮着孤灯，灯影摇晃间，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划过长长走廊，那一刻，躺在一层房间里的李讷又一次被惊醒。她睁开眼，捂了捂隐隐作痛的太阳穴，耳畔仍回荡着“叮铃——叮铃——”的清脆回声。
睡意被完全驱散后，李讷干咳几声，摸向床头药瓶。医生嘱咐她少吃安眠药，可连续多晚被铃声惊扰，她已经别无办法。吞下药片的一刹那，苦涩在舌根炸开，身体却依旧潮湿而冰冷。她想起几年前在江西前线时的奔波，也没有这样难熬，偏偏现在安置在警卫森严的钓鱼台，却半夜睡不好觉，真是讽刺。
清晨六点，院子里松树枝头的寒鸦被一阵开门声惊起，秘书杨银禄快步走向自己的办公室。推门瞬间，他看见门口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一句俏皮话：“小杨同志，昨夜电话又演奏了三首协奏曲，望体恤邻居耳朵。”笔迹分明是李讷的，末端还画了一个眯眼笑脸。
杨银禄暗暗皱眉。钓鱼台内部使用直线电话，值班来电随时可能响起，这是工作需要，不能因为自己的邻居睡不好就关机。可转念一想，李讷的身体情况确实不妙。她当年在延安参加儿童团时就有心脏杂音的记录，后来在北京大学攻读新闻后频繁熬夜，又随部队南下采访，秋收冬藏的粗茶淡饭让她的体质更加虚弱。每次训练队伍小跑，她往往是第一个出汗、最后一个恢复心跳。
午饭时间，杨银禄端着搪瓷缸来到一层过道，轻声敲了李讷的门。门开一条缝，他看到她脸色苍白，眼下青黑。杨银禄放低声音：“要不搬到二层去？离我这儿远一点，能睡踏实。”李讷愣了愣，嘴角扯出调侃：“小杨，你想赶我走啊？”一句玩笑，掩不住咳声。杨银禄没有接梗，只回答一句平平淡淡的“身体要紧”。
钓鱼台的房间调配并非一句话就能决定。第二天下午，他先把情况向汪东兴汇报：一层房间紧挨办公区，夜间电话频繁，影响休息；李讷身体虚弱，建议调至二层。汪东兴当即批示“同意，尽快落实”。字迹端正，干脆利落。
批条送回十一号楼，杨银禄拿着文件走到李讷门口，“搬家”两个字还未出口，电话铃又响，他下意识加快脚步。挂断电话后，他递上批示，语气平静：“组织同意调整房间，明天上午，我来帮你收东西。”李讷看完纸条，有些惊讶，却还是点了点头。
第三天的清晨，钓鱼台院子里积雪未融。搬运车停在楼下，杨银禄卷起袖子，帮李讷提行李箱、抱书籍。李讷忍不住问：“到底为什么这么急？”杨银禄低声道：“昨夜两点十五分，专线急电三次，你被铃声吵醒后又吃安眠药，对身体损耗太大。二层隔一堵承重墙，能好很多。”简简单单一句解释，没有官腔，也没有铺陈。
楼梯拐角处，江青正站在扶手旁。她看女儿一手拎包，一手撑墙，神情疲惫，眉心略皱，却没有多言，只示意工作人员把房间清理干净。两层之间不过二十几级台阶，可李讷上到第十五级时已经微喘。杨银禄扶了她一下，江青看在眼里，轻轻点头算作谢意。
午后，李讷的新房间窗外松针沙沙，阳光穿过厚窗帘洒在地毯。把最后一本《列宁选集》放上书架，杨银禄转身准备离开。李讷忽然叫住他：“小杨——哦不，杨大哥，你的心还蛮好的。”语气里带几分打趣，也带几分真诚。杨银禄摆摆手：“能睡好，比什么都重要。”
有意思的是，房间换了不过三天，护士记录李讷夜间平均脉搏已从一百零五次降到八十八次，入睡时间提前了四十分钟。医生把这份曲线图递给江青时，她只是淡淡说一句“继续观察”，可转身吩咐厨房多做些清淡汤羹，这份细微变化说明决策见效。
说起杨银禄，本名不在将帅名单之内，却是当时负责首长联络工作的中坚。出生于一九四三年的他，入伍后一直做机要秘书，对时间和细节的敏感超乎常人。钓鱼台的值班电话夜里响一次，他能记住响铃间隔和对话内容；楼道灯泡在凌晨闪两下，他第二天就安排电工检查线路。正因这份细心，他发现李讷精神状态持续下滑，才想到搬房间这一招。
搬家后的四月，李讷遵医嘱减少跑动，体能稍有回升，间或拿着照相机到院里拍几张玉兰花。一次拍完照片，她碰见杨银禄，举机对准他说：“笑一个。”快门按下，她笑道：“留个纪念，这可是搬家工程总负责人。”胶卷冲洗出来，杨银禄站在雪白玉兰前，嘴角带浅浅弧度，这张照片后来被档案室保存。
不得不说，钓鱼台里的许多“小事”并不写进官方简报，却左右着个体的命运与健康。李讷睡得好，写作效率提高，五月底向《解放军报》交了一篇稿子；杨银禄的工作流程因此更顺畅，电话铃声再深夜响起，也少了一份心理负担。小小搬家，看似琐碎，背后却是对人员关怀的侧影。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首都持续召开各类会议。十一号楼灯火依旧通明，电话也依旧频繁，可这些响声被厚墙挡在了李讷房门之外。偶有深夜，她在台灯下誊清稿纸，听到远处铃声哑哑，却不再惊跳心房。后来有人问起她那段时间的起居，她想了想，只说一句：“多亏杨秘书，那堵墙救了我一觉安稳。”
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文件里找不到华丽修辞，也没有英雄叙事，却能从一份搬家申请中读出当年机关内部的细密与温情。细节无声，却最有力量；一声电话铃，一段台阶，一句轻轻的感谢，就足以让那年的凛冬少几分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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