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医院，父亲瘫坐在急救室外的长椅上，一瞬间像是老了二十岁。
他抬起头看到我，又看到我身后的陆时晏，嘴唇哆嗦着，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眼泪纵横。
医生看着我们，摘下口罩，神情疲惫而遗憾，说了些“节哀”、“我们尽力了”之类的话。
那些话飘进耳朵里，却进不了脑子。
我只看到父亲佝偻下去的背，看到护士推出来的盖着白布的病床。
陆时晏冲过去，想掀开白布看一眼，被父亲无声地挡住了。
父亲看向他的眼神，充满了陌生和一种沉痛的愤怒。
但那愤怒也被巨大的悲伤压着，没有爆发出来。
“陆时晏，”父亲的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你走吧。别再来了。”
“叔叔，我……”
陆时晏想解释，却在对上父亲眼神的那一刻，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
他转头看我，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慌乱和恳求。
“愿愿……”
我避开他的视线，走到父亲身边，轻轻扶住他颤抖的手臂。
“爸，我们送妈妈回家。”
我没有再看陆时晏一眼。
接下来的几天，是混乱而麻木的。
处理母亲的后事，接待前来吊唁的亲朋。
陆时晏来过几次，都被父亲和我拒之门外。
他送来的花圈和奠仪，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我没有哭，至少在人前没有。
我只是机械地做着该做的事，回答着别人的安慰，心里那片空洞却越来越大，冷风呼呼地往里灌。
直到葬礼结束，亲朋散去，家里只剩下我和父亲两人。
面对着母亲照片上温婉的笑容时，我才终于蜷缩在客厅的角落里，无声地、剧烈地颤抖起来。
眼泪迟到了许久，终于滂沱而下，却依旧没有声音，只是汹涌地流淌，打湿了衣襟，也打湿了冰冷的地板。
父亲走过来，默默地坐在我旁边，轻轻拍着我的背，就像小时候我摔倒了那样。
我们谁也没说话，失去至亲的痛楚，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
一周后，我搬出了和陆时晏的婚房。
其实也没什么好搬的，大部分东西本来就是我陆续带过去的，现在也不过是收拾回来。
那枚曾经被我珍视的婚戒，我摘下来，放在了客厅的茶几上。
还有一份离婚协议书。
红色的喜字还贴在墙上，刺眼得像一个荒谬的笑话。
陆时晏的消息和电话开始疯狂地轰炸。
从最初的解释、道歉、恳求，到后来的焦躁、质问，最后变成了一种偏执的挽回。
他堵在我家楼下，在公司门口，一遍遍说着“对不起”、“我不知道会这样”、“再给我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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