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国和张桂芬结婚的第二十年，家里垒起了第三道墙。
第一道是十年前垒的，在客厅中央，把四十平米的客厅一分为二。起因是李建国看电视总开太大声音，张桂芬嫌吵；张桂芬爱在客厅织毛衣，毛絮飞得哪儿都是，李建国过敏。墙垒起来那天，两人都松了口气。李建国在墙这边看战争片，枪炮齐鸣；张桂芬在墙那边织牡丹花图案的毛衣，一针一针，静得像雪落。
第二道是五年前垒的，在卧室里。李建国睡觉打呼噜，山呼海啸；张桂芬夜里总起身上厕所，开关灯影响他睡眠。泥瓦匠来的时候直挠头：“两口子睡房打墙，我干这行三十年头一遭。”李建国递上一支烟：“师傅，您就照做吧，钱不会少。”墙垒好了，卧室变成两个单人间。李建国买了耳塞，张桂芬换了感应夜灯，问题解决了。
第三道墙是今天垒的，在厨房。
厨房本是最后的公共空间。每天早晨六点半到七点，李建国在这边煮粥，张桂芬在那边煎蛋。两人背对背，像两个配合默契的哑剧演员——李建国伸手拿盐，张桂芬恰好挪开；张桂芬转身拿盘子，李建国刚好侧身。二十年下来，他们在七平米的厨房里走出了各自的路径，从未相撞，也从未交谈。
直到上周三，事情起了变化。
那天早晨，李建国照例煮小米粥。水开了，米下锅，他转身去拿勺子，却撞上了张桂芬——她正在同一个位置拿鸡蛋。很轻的一撞，两人手里的东西都没掉，但那个瞬间，他们的身体接触了。李建国感到张桂芬肩胛骨的硬度，张桂芬闻到李建国睡衣上的肥皂味。两人迅速弹开，像触电。
“不好意思。”
“没事。”
对话结束。但接下来的几天，这种“事故”频发。周四，两人的手同时伸向最后一包榨菜；周五，倒垃圾时差点在门口撞个满怀；周六最严重——李建国开冰箱门，张桂芬正好弯腰捡东西，门擦着她的头皮过去，差一厘米。
周六晚上，李建国在墙这边抽烟。烟圈一个一个往上飘，撞到天花板，碎了。他想起二十年前，刚结婚那会儿，这房子多小啊，小到转个身都能碰到对方。那时他们嫌房子小，做梦都想要大房子。现在房子还是那个房子，却觉得太大，大得空旷，大得需要垒墙来填补。
隔壁传来张桂芬的咳嗽声。李建国掐灭烟，做了一个决定。
周日上午，泥瓦匠又来了。这次是个年轻小伙子，看到厨房直咧嘴：“叔，这厨房打墙，灶台咋办？”
“一分为二。”李建国说，“我做左边，她用右边。”
小伙子摇头：“那油烟机呢？水管呢？煤气管呢？”
“都分开，装两套。”
张桂芬从卧室出来，看见这场面，愣了一下，随即点头：“也好。”
墙就这么垒起来了。青砖、水泥、砂浆，一层层往上摞，像在垒一座纪念碑。小伙子干活时哼着歌，是当下的流行曲，歌词里唱着什么“爱不分离”。李建国听着，觉得讽刺，又觉得贴切。
墙垒到一半时，张桂芬突然问：“这墙，留个窗吗？”
李建国愣了。厨房的墙要不要留窗？这个问题他们没讨论过。二十年前，他们讨论过婚礼摆多少桌，新房刷什么颜色的漆，孩子起什么名字——如果他们有孩子的话。后来不讨论了，因为所有的讨论都以沉默或争吵结束，而沉默和争吵最终都指向同一个解决方案：垒墙。
“随你。”李建国说。
“那就留一个吧。”张桂芬说，“万一……万一要递个酱油醋呢。”
窗留了，三十厘米见方，装了小玻璃窗，可以推开，可以关上。
墙彻底垒好的那天晚上，李建国在“他的”厨房煮面条。水咕嘟咕嘟冒泡，蒸汽糊了半面墙。透过小窗，他看见张桂芬在“她的”厨房炒菜，油锅刺啦响，她瘦削的背影在油烟中晃动，像皮影戏。
李建国突然想起结婚第一年，有次他发烧，张桂芬在厨房熬姜汤。那时的厨房真热啊，热得她鬓角的头发都贴在脸上。她端着碗过来，用勺子一口一口喂他，吹凉了再送他嘴边。姜汤真辣，辣得他眼泪直流。她说：“出汗就好，出汗就好。”
现在他们都好好的，没病没灾，却连一碗汤的距离都不愿跨越。
窗那边传来炒菜铲子刮锅底的声音，刺耳得很。李建国关上小窗，世界清静了。
二
墙垒好后，生活进入了一种新的平衡。
早晨六点半，李建国准时出现在厨房左侧。烧水，舀米，煮粥。七点，粥好了，他端着碗到客厅左侧的餐桌——是的，客厅的餐桌也锯成了两半，各自靠着自己的墙。他坐下，看手机新闻，喝粥，就着榨菜。
墙那边，张桂芬也在同步进行着早餐仪式。煎蛋，热馒头，冲豆浆。两人咀嚼的声音被墙吸收了大半，只剩下模糊的嗡嗡声，像远方的蜂群。
白天，李建国去上班。他在国营纺织厂当会计，还有五年退休。办公室有四个会计，都五十上下，各自对着电脑屏幕，一天说不到十句话。下班回家，他在客厅左侧看电视，声音调得很小，小到只有自己能听见。有时他会把耳朵贴在墙上，想听听墙那边在干什么。但墙太厚了，什么也听不见，只有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轰隆隆，像火车穿过隧道。
张桂芬没有工作，结婚后就辞了。她每天的生活是在墙右侧展开的——打扫她那半边客厅，整理她那半边卧室，在她那半边厨房做饭。下午阳光好的时候，她会坐在阳台的右侧织毛衣。毛线团在她手里跳动着，一针上一针下，织出的图案永远是个半圆，因为织到中间就要停住——那是墙的位置。
有时她会对着墙发呆。墙是新抹的水泥，还没干透时，她曾鬼使神差地在上面按了个手印。现在手印还在，小小的，像个封印。她想起老家的风俗，新屋落成要留手印，叫“人留痕，屋有魂”。那时她和李建国一起按的手印，在县城新房的门框上，一左一右，像一对翅膀。
现在这墙上的手印，孤零零一个。
周三下午，门铃响了。是社区工作人员小刘，来送老年证申请表。李建国满六十了。
小刘进门，看见屋里的墙，眼睛瞪大了：“李叔，您家这是……装修？”
“嗯。”李建国含糊应着。
“这设计挺特别啊，”小刘左右看看，“现在流行这种……工业风？”
张桂芬从墙那边探出头：“小刘来了？坐。”
小刘看看左边的沙发，又看看右边的椅子，最后选了中间一张小凳子——那是全屋唯一不靠墙的家具。他坐下，表格放在膝盖上，问了些基本情况。
“子女联系方式这里要填一下。”小刘说。
李建国和张桂芬都沉默了。空气凝固了几秒。
“我们没有子女。”张桂芬先说。
“哦，哦，抱歉。”小刘低头填表，钢笔尖在纸上沙沙响，像虫子在爬。
送走小刘，两人各自回各自的“领地”。李建国在墙这边抽烟，数烟灰缸里的烟蒂：十七个，是这两天的量。他想起医生的话：“老李，肺不好，少抽点。”他当时点头，心里想的是：不抽烟，这漫漫长夜怎么熬？
墙那边传来织毛衣的声音，哒，哒，哒，像秒针在走。
三
冬天来了，暖气却不热。
李建国摸了摸暖气片，温吞吞的，像病人发烧的手。他穿上羽绒服，走到客厅窗前。外面下雪了，这是今冬第一场雪，雪花不大，但密，一层层覆盖着楼下的车顶、花坛、自行车棚。对面的楼里，家家户户亮着灯，窗户上蒙着水汽，隐约可见人影晃动——有一家人在吃饭，有一家在看电视，有一家的阳台上挂着成串的香肠腊肉。
李建国呵了口气，在玻璃上画了个圈。透过圈往外看，世界变形成一个圆形的鱼眼镜头。他想起新婚那年冬天，暖气也坏了，两人挤在一张沙发上，盖着同一条毯子。张桂芬脚冷，他把她的脚捂在怀里。她的脚真冰啊，冰得他一哆嗦。她笑了，说：“嫌弃我？”他说：“哪能。”然后两人就接吻了，吻得暖气片都像要热起来。
现在暖气又不热了，但没人会给他捂脚，他也不会给谁捂脚。
墙那边传来咳嗽声，干涩的，压抑的。李建国竖起耳朵，咳嗽持续了好一阵。他走到厨房墙边，推开小窗：“感冒了？”
那边沉默了几秒：“有点。”
“吃药了吗？”
“吃了。”
对话结束。李建国想关窗，手停在半空。他看见窗台上放着一瓶醋，是他这边的东西，不知什么时候过去的。他伸手拿回来，瓶子冰凉。
“暖气不热，”他说，“我打电话给供热公司。”
“打了，占线。”
“明天再打。”
“嗯。”
窗还开着，两人都没动。雪花从阳台敞开的门飘进来，落在厨房地砖上，瞬间化了，留下深色的水渍。李建国看见张桂芬的手搭在窗台上，手指关节粗大，是常年做家务的手。无名指上还戴着结婚戒指，细细的一圈金，已经磨得很薄，像随时会断。
“你那边的暖气片热吗？”他问。
“一样。”
“多穿点。”
“你也是。”
窗终于关上了。李建国在厨房站了很久，直到脚冻得发麻。他回到客厅，给供热公司打电话，还是占线。他把手机扔在沙发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夜里，李建国被冻醒了。一看温度计：十二度。他披上衣服起来，在屋里转悠，像困兽。走到卧室墙边，他把耳朵贴上去，听见那边有响动——张桂芬也起来了。
“冷吧？”他对着墙说。
墙那边传来含糊的回应，听不清。
他走到厨房，打开小窗。张桂芬也在那边，披着棉袄，头发蓬乱。
“这样不行，会冻病的。”李建国说。
“那怎么办？”
“要不……”李建国顿了顿，“把客厅的墙拆个洞？让两边热量流通一下。”
张桂芬看着他，眼神复杂。二十年来，他们只垒墙，从未拆墙。
“临时措施，”李建国补充，“等暖气好了再堵上。”
张桂芬点头。
四
拆墙比垒墙难。
当年垒墙的泥瓦匠已经联系不上，李建国决定自己动手。他从储藏室找出锤子、凿子，这些工具还是结婚时买的，准备用来做家具，后来家具都买的现成的，工具就一直放着，生了锈。
上午十点，他站在客厅墙前，举起锤子。第一下，犹豫，轻轻落在墙上，只留下白点。第二下，用了力，一块墙皮掉下来。第三下，第四下……锤击声在屋里回荡，像心跳。
张桂芬在墙那边，也拿着工具，从另一侧开始。两人没有商量从哪里开洞，开多大，但默契地选择了同一个位置——墙的正中央，齐腰高。
咚咚，咚咚。锤声从两边传来，在墙体内相遇，共振。灰尘扬起，在阳光下飞舞，像金色的雾。李建国眯起眼，看见灰尘中有细小的纤维在飘——也许是当年垒墙时混进去的头发，也许是织物纤维，谁知道呢。
洞口渐渐扩大，碗口大，脸盆大。墙体内的结构露出来：砖、水泥、还有……一张纸？
李建国停下手。张桂芬那边也停了。透过不规则的洞口，他们第一次在墙中央对视。灰尘还在飘，落在他们的头发上、肩上，像一夜白头。
“有东西。”李建国说。
他小心地抠出那张纸。是张照片，已经发黄，边角被水泥黏住，撕破了。他轻轻展开，呼吸一滞。
是他们的结婚照。不是正式的那种，是领证那天在民政局门口拍的快照。照片上，两人都笑着，李建国穿着不合身的西装，张桂芬穿着红裙子，手里拿着结婚证。背后是民政局斑驳的门，门楣上挂着的国徽缺了一角——那是摄影师没取好景。
照片怎么会在墙里？李建国想起来了。垒第一道墙那天，他清理旧物，把一堆没用的东西扔在墙角，准备等墙垒好了就永远封在里面。照片应该就在其中。泥瓦匠不知道，直接垒进去了。
墙那边，张桂芬也看到了照片。她的眼睛瞪大了，嘴唇颤抖，想说什么，没说出来。
两人隔着墙洞对视，手里各拿着半张照片。李建国这边是左半张，有他的脸和半个国徽；张桂芬那边是右半张，有她的脸和结婚证。
“还……留着吧？”李建国问。
张桂芬没回答，只是看着照片，看着照片上那个年轻的自己，笑得那么开，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她有多久没那样笑过了？十年？十五年？
“留着吧。”她终于说。
洞口继续扩大，直到能通过一个人头。李建国停下手，张桂芬也停了。现在墙上有洞，像一张嘴，像一只眼，像一个伤口。
暖气还没来，但奇怪的是，屋里似乎不那么冷了。空气在流动，从李建国的左边流向张桂芬的右边，带着各自的气息——李建国这边的烟味，张桂芬那边的樟脑丸味，混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新的味道，既熟悉又陌生。
晚上，他们各自坐在自己的沙发上，但都面对着墙洞。电视开着，但谁也没看。李建国偶尔瞥一眼洞口，看见那边张桂芬的侧影；张桂芬也会看过来，两人的目光在洞口相遇，又迅速移开。
深夜，李建国睡不着。他走到客厅，坐在墙洞前的地板上。月光从阳台照进来，把墙洞照成一个银色的光圈。他伸手穿过洞口，手在那边，像脱离了身体。
那边也伸过来一只手。
两只手在空中相遇，手指轻触，像试探，像问候。李建国的手温热，张桂芬的手冰凉。他们没有握，只是那么贴着，皮肤接触的地方，有细微的电流。
“冷吗？”李建国的声音在空洞里回响。
“嗯。”
“手给我。”
张桂芬的手往前伸了伸，李建国握住，包在自己的掌心里。他的手很大，能完全包住她的手。他轻轻揉搓，摩擦生热。这个动作如此自然，仿佛二十年间从未停止过。
墙洞那边传来轻微的吸鼻子声，不知是谁的。
他们就那样坐着，手拉着手，隔着墙洞，像两个在洞穴两端探险的人，终于发现了彼此。月光慢慢移动，从墙洞移到墙上，照亮了那些垒墙时留下的工具痕迹、水泥抹痕，还有那个孤独的手印。
第二天，暖气来了。暖气片滋滋响着，热气弥漫开来，屋里很快温暖如春。
李建国和张桂芬谁也没提堵墙洞的事。
墙洞就那么敞着，像一个省略号，悬在故事中间，等待下文。
有时候李建国会从洞口递过去一个苹果，张桂芬会递回来一半切好的；有时候张桂芬会把织好的毛衣袖子从洞口递过来，让李建国试试大小——虽然她织的永远是左半件，右半件还在她那边。
墙还在，但墙上有洞。
洞不大，但足够两只手握在一起，足够一道目光通过，足够一丝暖气流动。
这就够了。
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拆掉更多的墙，也许不会。但至少在这个冬天，在这个有洞的墙的两边，他们不再觉得那么冷，那么静，那么空。
夜深了，雪花还在飘。屋内温暖，墙上的洞像一只温柔的眼睛，注视着这对被墙分隔又被洞连接的人。他们各自睡去，在各自的床上，但知道墙那边有另一个人的呼吸，有另一个人的温度，有另一个人同样漫长的夜。
这墙垒了二十年，这洞开了一夜。
但有些东西，比墙坚固，比洞深远。
比如记忆，比如习惯，比如那半张发黄的照片上，曾经灿烂的笑容。
李建国在梦中翻了个身，手无意识地伸向墙的方向。
墙那边，张桂芬也翻了个身，手正好对着墙洞。
他们的手没有相握，但距离只有三十厘米——那是墙的厚度，也是洞的宽度。
在这个婚姻的第二十个冬天，这三十厘米，是他们之间最近的距离，也是最远的距离。
而雪还在下，静静覆盖着一切，仿佛所有的墙，所有的洞，所有的爱恨，所有的孤独，最终都会被这无差别的白色温柔覆盖，成为大地的一部分，成为记忆的底色，成为来年春天，不知会长出什么来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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