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四十三，在城西这片工地旁边开理发店，已经七年了。

店不大，十五平米，放两把旧转椅，一面裂了缝的镜子，墙上贴着过时的发型海报，边角都卷了。门口挂个褪色的红白蓝旋转灯，是前店主留下的，我懒得换。

早晨六点半开门，工地上的工人六点就开始干活了。推土机的声音、钢筋落地的哐当声，是我这七年来最熟悉的背景音。我的第一个客人永远是老张——五十八岁，河南人，在工地看大门。他每天准时来，不剪头，就刮脸。

“刘姐，老样子。”他往转椅上一躺，闭上眼睛。

我调热水，涂泡沫，剃刀在皮带上蹭几下。动作要轻，要稳，他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我得绕着走。

“昨儿夜里又下雨，工地东头积了水。”老张闭着眼说。

“知道你膝盖疼，膏药在左边抽屉里，自己拿。”我说。

他嗯一声，不再说话。店里只有剃刀刮过皮肤的沙沙声，和窗外工地传来的嘈杂。

我是个胖女人。用我妈的话说，“喝凉水都长肉”。年轻时在乎过，现在早不在乎了。工地的兄弟们都叫我“刘姐”，偶尔有新来的小工在背后议论我的身材，老师傅会一巴掌拍他后脑勺：“瞎叨叨啥？刘姐是你叫的？叫刘姨！”

我的店不只是理发店。

墙角有个小冰箱，里面常备着藿香正气水、创可贴、碘伏。夏天最热的时候，我煮绿豆汤，一大锅，谁来都能喝一碗。冬天，角落里总煨着一壶热水，工人们可以来灌自己的保温杯。

李师傅的手被钢筋划了道口子，血淋淋地跑进来，我给他清洗包扎，他说“刘姐比护士还轻”。小王中暑晕倒，两个工友架着他进来，我掐他人中，喂他喝藿香正气水，等他缓过来。老陈家里孩子上学缺钱，在我这儿赊了三个月的理发钱，我没催过。

这些事，都不在理发店的经营范围内。但我做了，做了七年。

我离过婚。前夫嫌我胖，嫌我不够“上档次”，跟他公司里年轻漂亮的女同事跑了。走的时候留了句话：“你看看你自己。”那时我三十六岁，没了工作，没了家，在出租屋里躺了一个月，胖了二十斤。

后来用最后一点积蓄盘下这家店。因为便宜，因为工地旁边没理发店。

刚开始很难。工人们不信任一个女人，尤其是我这样的女人。他们觉得女理发师只会剪时髦发型，不会理他们要求的“短、平、快”。第一个月，每天只有两三个客人。

我没放弃。你们要短平快？我就剪得比谁都短都平都快。你们嫌贵？我降价，十块钱理发，五块钱刮脸。你们中午没地方休息？我店里长椅随便躺。

渐渐地，人多了起来。

他们开始和我聊天。聊老家孩子考了第几名，聊工头什么时候发工资，聊猪肉又涨价了，聊今年能不能拿到钱回家过年。我不多话，听着，偶尔应一声。手里的剪刀没停过。

王大哥总说他女儿学习好，今年该高考了。“俺闺女说要考北京的大学哩。”他眼睛亮亮的，我给他剪头发时，他坐着都比平时直。

“一定能考上。”我说。

后来他女儿真考上了，他特意带来给我看。小姑娘瘦瘦的，文文静静的，叫我“阿姨”。王大哥让她给我鞠了一躬，说我这些年给他剪头发少收的钱，加起来够给闺女买多少参考书。我摆摆手，心里却热乎乎的。

也有难过的时候。

去年夏天，工地出了事故，一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没救过来。他常来我这儿理发，最后一次来，还说发了工资要给妈妈买件新衣服。那段时间，店里气氛很沉，工人们来理发，都沉默着。我在柜台下点了支白蜡烛，烧了三天。

他们哭，我也跟着抹眼泪。生命这么轻，这么重。

最让我感动的是老赵。他儿子白血病，工地工友们凑钱，我也把一个月收入全捐了。老赵跪下来给大家磕头，被我硬拉起来。“使不得，赵哥，使不得。”后来孩子病情稳定了，老赵每次来都给我带点东西，一袋老家花生，几个苹果，一把青菜。我不收，他急眼：“刘姐你看不起我？”

我就收了，然后给他理发时，悄悄往他口袋里塞两百块钱。

这七年，我看着工地从挖地基到盖起三十层高楼。看着工人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看着门口的小树苗长成了能遮荫的大树。我也从三十六到了四十三岁，白头发多了，腰有时会疼，但手里的剪刀还是那么稳。

有人问我，一个女人在工地边开店，不怕吗？

怕什么？这些工兄弟，比很多穿西装打领带的都懂得尊重人。他们手上满是老茧，衣服沾着泥灰，但心是干净的。下雨天，他们会提醒我收衣服；晚上我关店晚，总有人“顺路”陪我走到公交站；我感冒咳嗽两天，第三天桌上就出现了不知谁放的止咳糖浆。

我们之间，早就不只是理发师和客人了。

去年冬天特别冷，我的旧空调坏了。工头张哥知道了，第二天带了几个人，给我换了台新的。“旧折价，剩下的工人们凑的，没几个钱。”他说得轻松。我知道，他们自己宿舍的空调比我的还旧。

我给他们每人免费理了次发，他们不肯，我就生气：“看不起我？”他们这才嘿嘿笑着接受了。

今年春节前，最后一天营业。我给最后一位客人理完发，准备关门时，发现店里站满了人——工地上大半的工友都来了，手里拿着春联、福字、包好的饺子。

“刘姐，提前给你拜年了！”

“这饺子羊肉馅的，香着呢！”

“春联我写的，字不好看，刘姐别嫌弃。”

我站在柜台后面，突然说不出话。七年了，我第一次在他们面前哭。

老张说：“刘姐，你看你，大过年的。”

我抹了把脸，笑着说：“风大，迷眼了。”

他们帮我贴春联，挂福字，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我们围着店里那张小折叠桌吃饺子，挤挤挨挨，热气腾腾。窗外是已经封顶的高楼，和这座城市璀璨的夜景。

那一刻我明白了，这家小店，这些粗糙温暖的手，这些平凡真挚的脸，就是我的家，我的根。我不需要谁看得起或看不起，我在这里被需要，在这里有价值，在这里活得踏实。

四十三岁，身材丰满，在工地旁边开理发店。这就是我的生活，普通，却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