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葆华去世，记者问李宏塔遗产有多少，李宏塔：我是李大钊的子孙|延安|李宏塔|李葆华

2005年10月15日上午，北京西三环的追悼大厅里挤满了花圈，87岁的李葆华静静地躺在水杉纹的棺椁中。这个时间节点似乎被尘封在记忆里，却也在一瞬间把三代人的命运拉到同一条历史长河：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慷慨赴死；2005年10月15日，李葆华走完戎马一生；而站在灵堂前的李宏塔，已是年过花甲的安徽省民政厅厅长。弥漫在空气中的，是扑面而来的肃穆，也有一种无需言说的清廉味道。

礼成之后，一名年轻记者追上李宏塔，声音有些紧张：“李厅长，请问老人家留下了多少遗产？”李宏塔停住脚步，只说了一句话：“我们不需要那些数字，我们有祖辈留下的精神。”简单到甚至有点“耿直”的回答，却呼应了李家人近百年的家风：节用、正直、把人民置于心中最高处。

向时间轴倒回去，故事要从1914年说起。那一年，26岁的李大钊负笈东渡，初次在东京帝国大学触摸到马克思主义。七年后，他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月薪300大洋——在当时足够一家人过得富足。可院墙内外常常见到他“借”钱的身影，贫寒学子拿着汇款单，只有“无名氏”三个字。日后才知道，那是李大钊把讲课费翻来覆去拆成几十份寄出去的结果。

节衣缩食不只是口号。北方寒冬，赵纫兰想给长子李葆华添一件棉袍，攒了两年布票。可当棉袍刚缝好，一位学生穿着单衣上门求教。李大钊沉吟片刻，转头对妻子低声嘱咐：“把葆华那件拿来吧。”这句轻声却改变了孩子一整个冬天的温度，也塑造了他此后一生的脾性。赵纫兰愣了半晌，却还是去拿棉袍——家的温暖让给需要的人，这是李家的准则。

1927年4月，绞刑架上的李大钊从容不迫，传来的最后一句话只有八个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39岁的生命定格在春天，留给妻儿的只剩下1块大洋和满城的敌哨。流亡、监视、贫困接踵而至，15岁的李葆华被迫辗转日本。靠公费与助学金，他完成东京高师的学业，并在1931年秘密入党，父亲那句“铁肩担道义”在他耳边拂不去。

抗日烽火燃遍华北。1937年9月，晋察冀省委成立，李葆华出任书记；次月，晋察冀军区成立。他走村入户，行囊里塞的是调查表、印泥和一条羊肠小道走出来的尘土。那时候，敌机每天都能在冀中平原盘旋几圈，可省委书记住的窑洞里，一张木板床、几本书，外加一盏风吹即灭的油灯——这就是全部行头。

1942年2月，延安河畔的简易婚礼上，陈云笑着调侃：“大钊同志的儿子，得有后代！”没有戒指，没有礼服，一声祝福已足够。七年之后，李葆华带着妻子田映萱奔赴合肥，继续他的“李青天”生涯：不穿呢子大衣，经常“微服私访”，三块钱一瓶的茅台也要退回。有人不解，他只摆摆手：“共产党人最怕把别人的钱当作自己的钱。”

1965年，16岁的李宏塔参军，父亲只留一句嘱托：“吃苦，才能成人。”三年军营，瘦高个黑得发亮，却是神枪手、游泳健将。1969年退伍，他主动进了合肥化工厂，从装炉台工干起。四年后，厂里公推“上大学”名额，他靠笔试面试双料第一进入华东化工学院。此时，家庭背景本可铺路，但李葆华保持沉默，甚至叮嘱组织“别让他走捷径”。

1978年，李宏塔被推举为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五年后，组织询问调任意向，他只选了民政：这里“最能直接为百姓办事”。有意思的是，这位副厅长的自行车成了合肥一道风景。风里雨里，他始终骑车上班。旁人好言相劝：“配辆车，不丢面子。”他笑着回一句：“车是好东西，但我更需要锻炼。”短短一句，省去无数争辩。

市区到乡镇，他总拒绝提前打招呼，常常把车停在田埂尽头，步行几里路进村。狗吠声一响，乡亲探出头，他便拎起裤脚笑说：“我是省里管民政的，来看看住院报销到帐没。”一句俗话拉近了距离，比红头文件还管用。调研回来，他会把零用钱切成数十份，“谁家屋漏，给修；敬老院的稀饭稀了，给添米。”时间一长，工资卡里几无剩余。

对物质漠然，却对规矩极严。有次下乡，乡政府摆下酒席，他只尝了片豆腐便放下筷子：“这顿饭够三家人过年。”随后自掏腰包付钱，把剩菜打包送给隔壁孤寡老兵。餐桌一阵尴尬，他却不以为意，提着饭盒继续赶路。

住房也一样。按1982年文件，副厅可分九十平米新房，他却选了单位最偏西、仅五十五平米的小两居。十六年里，墙壁裂开又糊上，门轴坏了再加钉子。1998年，他升任厅长，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机会近在眼前，却被他让给年岁更大的同事。若干年后，组织担心影响不好，才“补”了套老旧单元房，他干脆让儿子住过去，自己依旧守着旧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