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着手机，外卖刚送到门口，小李琢磨着周末游戏打到几点合适。微信里老妈发来一张照片：照片上那个穿着工装、肩扛着的幼年的小李、眼神笃定得像座山的青年，就是当年才25岁的小李父亲。
小李突然有点恍惚：自己都三十了，为啥还总觉得自己是个“超龄青少年”？而照片里那个年轻爸爸，却早早就活成了人们心里“大人”该有的样子？
这感觉不是个例，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59.6%，年轻人普遍在校园里待到22岁甚至更久。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明确记载：1990年，我国男性平均初婚年龄是23.57岁，女性22.02岁；而到了2022年，这两个数字已分别跃升至29.28岁和27.95岁。
我们踏入社会、组建家庭的门槛，实实在在地被推后了五六年。
这推迟的几年，恰恰是塑造“成人感”的关键期，父辈们二十出头就一脚踏进社会熔炉，工作、养家、育儿几副担子同时压上肩膀。
没有缓冲，没有“预备役”，生存的本能逼着他们快速硬朗起来。就像老话说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生活的鞭子抽下来，自然就“立事”了。
而今天的我们呢？漫长的求学路像一条精心铺设的缓冲带。社会也织就了一张细密的安全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达10.5亿人。
养老、医疗、失业，这些曾经需要家庭和个人硬扛的重担，现在很大程度上被制度分担了。责任被分摊了，“大人”这个角色的重量感自然就轻了。
父母那一代，养老送终是子女天经地义的责任；如今，社会化的养老服务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过去带孩子是全家齐上阵的“系统工程”，现在托育机构、专业教育服务层出不穷。
当压力被多方分担，“顶梁柱”的体验感也就稀释了。
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过早地、全方位地窥见了成人世界的复杂与狼狈。社交媒体上，中年人的疲惫、职场的不公、婚姻的一地鸡毛，都赤裸裸摊在眼前。
美国心理学家杰弗里·阿内特提出的“初显成年期”理论指出，现代青年在18至29岁阶段更倾向于探索各种可能，对自我身份和社会角色的认同是流动的、延后的。
我们知道了太多“大人”背后的窘迫与无奈，对“长大成人”的想象，早就祛魅了。
父辈们对“大人”的认知，往往来自身边有限的、权威型的榜样：他们严肃、持重、拥有不容置疑的话语权。
而今天的我们，在信息洪流中浸泡长大，看遍了人生剧本的千百种写法。有人四十岁重启学业，有人选择丁克逍遥，有人成为数字游民，有人旅居天涯。
当“标准答案”消失，“长大”的定义变得模糊而多元。没有统一模板，也就无所谓“达标”与否——三十岁还追动漫、爱手办？只要自己乐意，还有富余的钱，有何不可？
经济独立的门槛也水涨船高，父辈年轻时，或许一份稳定工作就能支撑一个家，单位分房曾是普遍福利。如今，动辄百万的房价与平均工资之间横亘着巨大鸿沟。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约为每平方米9814元。很多年轻人即使有了工作，经济上仍难以彻底“断奶”，买房置业、结婚生子这些传统“成人礼”的完成度大打折扣。
经济基础悬而未决，“大人”的上层建筑难免摇摇晃晃。
成人并非一个固定的终点，更像一条随时代蜿蜒的河流。每一代人都在各自的历史河道里，摸索着属于自己的“长大”方式。
父辈的笃定，源于时代赋予他们的清晰路标和不可推卸的重担；我们的“延迟感”，则映照着选择的多元、责任的分散与生存成本的陡增。
被父辈调侃“不像个大人”，可以笑着应一句：“你们那会儿是摸着石头过河，咱现在是趟着信息洪流找路，都不容易！”聊到这吧，下次接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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