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的深夜，灯火通明的中南海临时办公点里人影交错。随着一纸电报飞往各大战区，曾在军中叱咤一时的毛远新被宣告失去自由。彼时，他三十五岁，正值盛年，距离那场注定改变命运的探监相见，还有整整六年。

很多年后，毛远新回忆起走出中南海那天，只剩手铐冰凉的触感和北京秋夜的冷风。与他的跌落同时发生的，是妻子全秀凤在上海闷声落下的泪。她怀着身孕，却被告知丈夫因“严重问题”被带走，连往日热络的亲友也讳莫如深。1977年春，全秀凤产下一名女婴，取名全莉莉，既是对娘家的依靠，也是对未来的犹疑。

新生命未能带来多少喜悦。因母亲孕期长期受惊，莉莉出生后听力与语言发育受损。医生的结论，让全家在惶惑中添了悲苦。那时，毛远新在看守所里，一封家书也无从寄出。处境的剧变，使他日日长夜自问：若当年没有那几纸“请示”，没有那几句煽动性的讲话，会否仍能在部队操练，妻子依旧是军中活跃的文工团员，女儿或许能在明亮世界里学说话、唱歌？

进入八十年代，“两案”审理接近尾声。1981年，北京高院宣判：毛远新以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的身份，被判有期徒刑十七年，褫夺政治权利五年。判决书送达上海时，全秀凤已经办完复员，成为针织厂收发员。那一刻，她才从官方文件里读到丈夫的全部罪状。她对组织提出离婚并放弃胎儿抚养的请求，却被家里长辈拦下。“孩子是无辜的。”舅舅一句话，保住了小莉莉的生命，也为日后的那场探监埋下伏笔。

1982年仲夏，锦州监狱的探视室里，毛远新隔着厚重铁门第一次见到四岁半的女儿。刑服上的号码刺眼，他却顾不上，双手伸出栅栏，声音带着颤抖：“莉莉，来，爸爸抱……”小姑娘怯生生地望了他一眼，猛地往母亲身后躲去，喉中只发出含混的“呜呜”声。那一刻，毛远新的笑僵在脸上，眼神灰暗，嘴里低声呢喃：“都怪我，把她害成这样。”探监室外的看守敲了铁栏示意时间，金属声回荡，他似乎更沉默了。

失去自由的日子，让人有了充裕的时间回头打量自己。监墙高处那一线天空，曾是他少年时在中南海抬头可见的蓝天；但如今，只剩一角。从小以“毛家子弟”自诩的优越感，被漫长刑期一次次碾碎。昔日的荣光——哈军工学生、沈阳军区政委、最高领袖身边的联络员——统统成了审讯记录里的证据。他终于懂了大伯当年反复叮咛“要夹着尾巴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1985年，服刑改造中的毛远新已是图书管理员，白天抄写文件，夜里伏案翻译俄文科技资料。劳动分值并不高，却足以为他换来几次探视机会。全秀凤抱着莉莉再度而来。女孩已能用肢体和简单唇形表达意思，她递给父亲一张稚嫩的粉笔画：蓝天、太阳，还有一个笑脸。毛远新怔了几秒，小心翼翼将画折好，塞进书里。那一晚，他失眠到天明，却第一次在监舍里轻声哼起《摇篮曲》。

1993年刑满释放，毛远新迁回上海，在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凭着扎实的理工底子做试验数据员。为了避免外界目光，他使用昔日地下工作时的化名“李实”。同事们只知他“当过兵，懂俄语”，不知其身世。实验室灯光下，已届知天命的男人戴着老花镜，埋头校对仪器报表，偶尔抬头，能看见窗外城市的霓虹。那光与少年时代长庚山麓的星火如此相似，又似乎全然不同。

在家的十三平方米小屋里，父女关系一度如寒冬。莉莉害怕那张严肃的脸，不愿与他同桌吃饭。毛远新索性蹲在地板上陪她画画，用粉笔在废纸箱上勾勒坦克、雪松、铁道桥。莉莉用手比划，示意想学电脑。他便去市场淘来旧主板、显示器，一块块拼装成台式机，再用图标贴纸标注每个软件的颜色和位置。屏幕亮起那天，孩子的目光第一次在他脸上停留了两秒，随后露出一个腼腆笑意。那笑，让他觉得配得上再活一次。

1997年，上海媒体一篇《“李实”其人》将他的真实身份公之于众。研究所的同事们先是错愕，继而平静——七年里，“李主任”一直最早到岗、最后离开，谁也说不出他有何特殊，除了偶尔在食堂排队时喜欢聊几句俄语笑话。于是，一切如常。所长把报纸搁进抽屉，说了句：“人好，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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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时间，煤气灶上咕嘟作响，莉莉比划着询问：“爸爸，今天开心吗？”他点头，又摇头，最终只摸了摸女儿的头顶，没有作答。窗外梧桐叶声细碎，屋里暖黄灯光晃动，一家人默默吃饭。热气氤氲间，再也辨不清谁欠谁，谁负谁。人生似乎绕了一个大圈，得失难辨，只有亲情的缆绳尚能牵住他不再沉溺。

历史并不因个人的忏悔而改写，但人在尘埃中尚可寻得一丝光亮。对毛远新来说，那道亮光也许就来自一幅稚拙的画，来自女儿怯生生伸出的手，更来自日复一日普通而劳累的工作。此后，他再未谈论往事，只在旧书页上夹着那张日渐褪色的画，悄悄提醒自己——天若再蓝，也要学会抬头和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