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北风刚起，中央机关里悬挂的一幅华东水利总图映入毛泽东的眼帘。密密的蓝线直指淮河，他抬手在图纸上点了点，轻声说了一句：“这条河，误了多少人。”旁边的周恩来接口：“安徽缺的不是热情，还是得要懂行的人。”几个月后，曾希圣的名字被圈了出来。
安徽在旧时代常被称作“乞丐之乡”。地处淮河中游，年年闹水，百姓的记忆里尽是“走千走万，不走淮河两岸”的叹息。1950年、1951年接连两场大水，淹掉近千万人的口粮，尸横田畴。对刚刚建国的中央来说，这不仅是天灾，更是必须立刻破解的政治难题。
曾希圣本不陌生这片土地。早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就在无为、庐江一带组织游击队；组建新四军第七师时，他一肩挑师长兼政委，将“穷七师”硬生生养成“富七师”。粮食、棉花、盐、木材，源源不断地运去了苏中、苏北，给根据地撑起了后勤。如此腕力，恰是治理安徽所需。
可在华东局内部讨论谁来坐安徽“一号位”时，不少人犹豫：曾希圣是“红色密码之父”，破译电报的能耐响当当，却能不能把山河治到风调雨顺？毛泽东摆了摆手：“无线电能破敌谋，他也能破‘水寇’，就他吧。”一句定音，1952年1月，安徽省委机关迁往合肥，52岁的曾希圣扛起书记印。
上任第一件事，他没进办公室，而是顺水而下，用半月时间把蚌埠、凤阳、五河、阜阳跑了个遍。每到一处，他蹲在田埂边跟老农唠，“庄稼被淹，下一步种啥最要紧？”农村长大的干部，听得懂老百姓的方言，知道稻田淹了还能抢救，棉田却保不住，于是拿出“改季改种”方子：早冬小麦，迟季棉花，让土地有喘息余地，也让农民手里有粮、有布。
治水才是根本。1952年，淠河上游的佛子岭水库破土，黝黑的民工沿山排成长龙搬石压堤，曾希圣一天之内三趟上坝，扯着喇叭喊：“干不完活，人就走不了！”还是土办法，但管用。到1954年主体合龙，库容七亿立方米，淠河下游第一次没有被淹成泽国。工程师们回忆，曾希圣最常说的两句话，一句是“别算小账”，另一句就是“水来了要有退路”。
可天有不测。1954年5月至7月，长江中下游雨带滞留，淮河、淠河、南淝河多处水位同时暴涨。7月中旬，小蚌埠以下河段流量超1931年大洪水。安庆、芜湖、滁县齐告急，电话、电报接连进省委。那几天，曾希圣几乎不合眼，先是乘火车赶安庆，转头又乘小火轮奔芜湖。紧接着，淮北王家坝险情升级，他干脆抓了辆电瓶车，连夜北上。
就是在那趟赶往淮河防线的路上，疲惫到极点的他在船仓里打了个盹。半小时后船靠岸，秘书想叫醒他，值班干部按住：“书记两天没合眼，让他歇会儿吧。”救灾队伍一行先走了。醒来后，他第一句便是：“轮船呢？”得知已经开走，他脸色顿时铁青，“我是来享受的吗？！”这句话没带一点官架子，透着急火与责任感。旁人记得，他几步冲上甲板，抄起喇叭招呼返航。风雨里，那口湖南乡音带着怒意，“掉头！”短促有力，就像当年长征路上的密码电波。
赶往前线后，他在淮河北岸亲手画了三道防守线，指哪儿挖槽，哪里加袋，不到天亮就定下方案。最要命的是鸣罗山，二十万人被困，连日无粮。曾希圣当场拍板，请求空军支援。驻蚌埠机场首批三架运输机下午就起飞，成袋的炒面、盐菜从天而降。当晚，山顶一位孕妇竟顺利产子，当地人说“孩子踩着面袋出生”，这话流传多年。
洪水退后，安徽并未一蹶不振。1955年统计，粮产量提高到一一五二点九万吨，比国家给的指标还多两百多万吨。淮南煤矿、马钢、铜陵有色，这些工业种子也在那时陆续落地。曾希圣把上海一百多家技术力量较强的厂子“请”到安徽，理由很简单：“只在沿海转圈，内陆永远穷。”工人代表犹豫，他抬手一拍桌子：“去，厂房我给，房子我盖，孩子读书我包！”
1958年前后，全国形势复杂，安徽粮食再度紧张。1961年初，他在蚌埠召集地市书记，桌上只有萝卜、白菜、酸菜。曾希圣夹了一口萝卜，放下筷子：“我们都快吃不下去了，群众更难。要想办法把口粮交给农户，田还是集体的，收成先让人家吃饱。”他称之为“责任田试点”。会议后淮北十几个公社先行，亩产虽不翻番，却稳定在灾年线以上。
1960年秋，山东受灾，中央把他调去济南。有人问：“安徽正缺你。”他摆摆手：“治河、防饥、抓生产，哪都一个理。”短短一年，他把德州、聊城的水利骨干全拉上堤坝，冬天冻土开渠，两年内黄河故道新增灌溉面积三百多万亩。济南军区一位干部回忆：“他白天在指挥所骂水情，晚上和勤务兵蹲炕头啃地瓜，没见过这样的省书记。”
回到安徽的那天，佛子岭大坝上一片安静，库区波平如镜。工程技术员凑上来汇报水位，他只望了片刻，转身说：“水是驯服了，可别忘了继续防。”说完，大步下山。日历翻到1965年，安徽粮食再次丰收，主产区农户第一回自发提出“交售任务完了，余粮还能换零件”。
后来，安徽农业改革被写进中央文件，不少专家谈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种子，都会追溯到曾希圣那几次会议。“我是来享受的吗？”那句怒斥，在淮河岸边被风吹散，却始终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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