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上旬，南京下着湿冷的小雨。鼓楼区看守所的铁门吱呀作响，一个六十来岁的瘦高个被推进审讯室，他双手抱紧旧呢大衣，抖着声音说出一句让办案人员愣神的话：“给我写信吧，陈赓将军知道我是谁。”
谁也没想到，眼前这个自称“鲍君甫”的小贩，正是旧上海赫赫有名的中统特派员杨登瀛。拘捕他的依据很简单：镇反期间，他属于“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任过职而未登记”的重点对象。可就在提审第一轮，他抛出陈赓的名字，把案子瞬间搅得水花四溅。
承办检察官翻卷宗时发现，杨登瀛履历上的空白足足有二十年：1931年以后几乎不见记录，1949年南京战役前后也没露面。这样蹊跷的空档，引出层层疑团。于是，一份紧急电报飞往华东军区：“被捕人鲍君甫自称杨登瀛，曾为我党效力，请查证。”
追溯到1893年，广东香山的榕树下，杨家第四子呱呱坠地。青年时代的他赶上风云激荡，1912年东渡东京，混在早稻田大学的教室里听小林多喜二讲社会主义。日语学得地道，马列著作也看得上瘾，这股子“新思想”伴他归国。
1919年“五四”爆发，他在上海一边给日本新闻社写稿，一边替基督教青年会跑腿，借着能说会道的人脉，很快同租界巡捕、各路商贾打成一片。1924年他挂了国民党党证，却又和上海总工会保持来往。从法租界的咖啡馆到北四川路的小酒楼，谁都叫他一声“鲍先生”。
1928年春，老乡杨剑虹被任命为中统驻沪特派员，缺少得力副手，第一时间想到他。接还是不接？杨登瀛踱步两夜，硬着头皮把难处告诉了好友陈养山——彼时正在国民党中央交通局暗中为共产党跑线。消息很快传到陈赓耳里。
32岁的陈赓化名“王庸”，在北四川路一家茶庄包了窗沿座。那是1928年初夏两人第一次接头。杨登瀛开门见山：“我若进中统，能否两边通气？”陈赓点烟，笑道：“吃水不忘挖井人，你若真肯帮忙，组织不亏待。”就这样，一条单线联系通道建立。
钱不够用？一个小布包里塞着两根金条，另附纸条：“每月三百大洋，额外开销报来。”杨登瀛受宠若惊，却还是皱眉：“杨剑虹若要我查你们，我怎么搪塞？”陈赓回了四个字：“假货真做。”从此以后，中统档案里出现不少“似是而非”的线索，用来糊弄上峰；真正要命的机密则悉数流向中央特科。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奇案”。1929年8月，彭湃、杨殷在新闸路会面遭捕。上海地下党怀疑有人反水，线索断在漆黑一片。杨登瀛三天就摸清：叛徒名叫白鑫。特科随即布控，一颗子弹结束了白鑫的逃亡。那年秋天，叛徒戴冰石、顾某、陈慰年接连栽在同一张网里。外人只看到中统“破案神速”，却不知真正的导演是谁。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叛变，内部机密处在爆炸边缘。潜伏在徐恩曾身旁的钱壮飞截获电报，连夜骑车把情报送到中央。陈赓急匆匆找到杨登瀛：“形势不对，你躲一阵。”杨登瀛拍桌子：“顾顺章翻不了天！”几周后，两人双双被捕关进南京宪兵司令部。狱里，杨登瀛把省下的伙食券推给陈赓，轻声道：“能帮一点是一点。”半年后，张道藩出面捞人，他被释，却从此脱离旧日权势。
抗战爆发、解放战争打响，风云翻了又翻。杨登瀛搬去南京，摆摊糊口，孩子一排站出来得叫“穷字辈”。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他一样夹在人潮中看热闹。镇反开始，政府公告贴遍街口，他自认昔日功劳不少，索性没去登记。结果期限一到，民警上门。
案件悬而未决，华东军区几经核实，把调查函送到总参谋部。11月底，陈赓从指挥所抽空回信：“鲍君甫确在1927—1931年间与我联系，对党贡献颇大，狱中曾多方照顾。”随后，陈养山也补一封：“其功不可没，望酌情处理。”这样一来，原本的重判方案改为缓刑看管。
1956年春，南京军区派车把杨登瀛接到北京。与陈赓、陈养山、安娥重逢，他先是拘谨，随后潸然。陈赓陪他去医院装了假牙，还把棉衣塞进行李。临别前拍拍他肩：“老人家，安心过日子。”
然而安稳只是短暂。家口多、收入少，几年后他再度捉襟见肘，只能写信求助。安娥病中回寄棉衣，邮包贴满旧票。1969年12月，北方大雪封门，这位昔日风云人物在破旧土炕上合眼。临终一句话依旧绕不出那段身份：“我不是叛徒，周总理清楚。”
1975年12月，病榻上的周恩来拉住罗青长的手，低声嘱咐：“杨登瀛那样的人，不要让历史把他们忘了。”话音轻，却足够有分量。在那条暗流涌动的江河里，杨登瀛的船来回摆渡，终究把一批批同志送到彼岸，而自己，只留下一串模糊却真实的水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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