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晚，解放军的炮声终于在黄浦江畔停歇，破烂不堪的南京路烟火未息。一个满头白发的中年人躲在人群里，望着远处飘起的红旗，他就是洪扬生。对上海，他有太多复杂的记忆，尤其是那场早已尘封的“顾家行动”。
光阴回到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在沪秘密成立“特别委员会”，负责政治保卫。下辖的中央特科，被称作党在白色恐怖下的“护身符”。特科设四个科，洪扬生出任第一科科长，任务是机关掩护、营救同伴、安顿家属，说白了就是一切后勤与善后。外界熟知的陈赓掌管情报，顾顺章兼任保卫，李强则在无线电里与苏区对接。几个人每天穿梭弄堂，命悬一线，却把敌人耍得团团转。
1931年4月24日，汉口江边的灯光骤亮，顾顺章叛变。那一夜特科所有联络点瞬间暴露，上海党组织面临灭顶之灾。更麻烦的是，顾顺章把妻子张杏华和岳父母常年派去跑腿，他们掌握了大批机密身份，一旦被敌方掌控，后果不堪设想。周恩来与恽代英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结论只有四个字：迅速封口。任务落在总务科，执行者正是洪扬生。
雨夜的弄堂幽深。洪扬生回忆时说，张杏华并未挣扎，只是低声问了句：“真的是组织的决定？”短短十来个字，他此生挥之不去。子夜枪声，顾家大院再无光亮。第二天凌晨，顾家幼女顾利群、男孩顾益群，被悄悄送上郊区的马车，“孩子安全，是周副委员长唯一要求”。洪扬生一边交接，一边叮嘱“以后别让他们知道身世”。七岁的顾利群被改名“陈静”，在乡下织草帽度日，谁也想不到她父亲曾是上海滩“魔术师”式的传奇红特工。
顾顺章的背叛余波不止。1931年底，上海大搜捕，特科成员被迫四散。周恩来对几名骨干说：“脱身要紧，若再遇顾顺章，宁可自首，绝不泄友。”这番话听来残酷，却救了不少人。洪扬生潜往香港，却在1933年厦门外海被国民党军警逮住。敌方惊喜，以为抓到红色情报枢纽，三个月威逼利诱后，才发现只是个“跑后勤”的。洪扬生顺势“答应合作”，表面成了搜集情报的线人，实则把无价值的杂报塞向军统，混口饭吃，日子过得像浮萍。
抗战爆发，新四军东进，他几次与地下党接头，却始终没能恢复编制。1945年日本投降，洪扬生居无定所，靠替洋行搬运零件糊口。有人问他“当年特科神话是真的吗”，他只低头擦汗。那几年，他最怕夜深梦醒听见那一声“真的是组织的决定？”
上海解放后，他用烧褪色的字迹写信求见潘汉年，希望对方证明周恩来的那段“脱身安排”，以洗去潜伏的嫌疑。潘汉年时任副市长，事务繁杂，最终没有出面。几道关口没通过，洪扬生被归入“历史复杂”一类，住进简陋的棚户，靠打短工维持。生活清苦归清苦，街头巷尾却再也找不到半点畏惧敌人的影子。
1979年初夏，国家进入拨乱反正阶段，很多旧案开始翻阅。洪扬生终于鼓足勇气，敲开北京一座筒子楼的门。门里的人是四十多岁、扎着短辫的顾利群。她拿着扫帚，看见来人腰板一挺。洪扬生哆嗦着说：“孩子，对不起，是我亲手……”一句未完泪已落。顾利群把扫帚靠墙，沉默足足一分钟，低声回道：“我知道，您很艰难。”短短的应答，没有责难，也没有谅解，更多像是将近半个世纪的尘埃落地。
接下来的交谈外人少有知晓，只知第二天清晨，洪扬生在胡同口坐了很久。老邻居好奇，他却只说：“心里一块石头算放下了。”两年后，他给中央文史研究馆写了第三封申请，详细交代特科经历。1982年春，他被安排做口述史料，每月80元津贴，算稳定下来。
有意思的是，1989年8月，已任对外贸部部长的李强在办公室备下一张贺卡，专门邀顾利群相见。“我和你父亲是旧友，只代表个人。”老部长这样解释。彼时的顾利群已在科研单位工作，性格寡言，却仍把贺卡珍藏至今。
回头看洪扬生的一生，跌宕得像新闻纪录片。二十五岁掌管特科总务，三十岁陷身囹圄，四十岁漂泊失所，六十岁才讲出秘密。对于顾利群而言，母亲被杀的真相姗姗来迟，可带来更多困惑：谁是叛徒，谁又是真正的牺牲者？历史常给人出难题，答案往往夹杂情理、组织纪律与不得已的选择。
许多档案今天仍静静躺在库房里。纸张泛黄，字迹斑驳，却能让后来者听见暗夜里那一声枪响、那一句叹息。中央特科的传奇靠无数人写就，其中既有陈赓、李强这样的名将，也有洪扬生这样默默无闻的执行者。他们做过的决定，留下的空白，后来都要由时间慢慢填补。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