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三月的一个拂晓,闽赣交界的盘山公路被浓雾罩住,解放军医疗队的卡车在急转弯处侧翻。车厢震响之后,医护人员四散而逃,唯有时任福建军区卫生处副处长的左英被沉重的车身压住双腿,疼痛剜心。她昏迷前,耳边只剩汽油味与战士们仓皇的呼喊。

车祸消息当天传到福州。正在前线督战的刘培善放下电台耳机,猛地起身,“立刻给我备车!”他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说,战友却都懂:那是政委的夫人,是他的半条命。傍晚,刘培善已赶到上海华东医院。看见病床上的左英,他低声道:“小左,坚持住,我在。”这句简短安慰,比针剂更能止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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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英此时三十一岁,膝上缠满绷带,钢板固定着碎裂的骨头。医生提醒,若感染恶化,可能需要高位截肢。刘培善沉默片刻,才向华东局卫生部部长请求:“一切按最佳方案救治,风险我担。”他说话一向低沉笃定,却让旁人听出了焦虑。夜深人静,他握着妻子的手写下一封长信:“无论你伤势如何,我对你的爱情始终如一。”第二天清晨,信封被悄悄放在病床枕边。多年以后,字迹已旧,情意却未曾褪色。

这对夫妻的相遇得追溯到一九四四年的延安。那时抗战进入相持,中央党校里云集了各路革命干部,三斗米的高粱饭、一碗红薯稀粥,是每天的口粮。刘培善在华中第二学习组任组长,左英则是上海地下党举荐来延安深造的护士。课堂上,她总是安静坐在最后一排,眼神清澈却不失倔强,让在前排带着湘赣口音发言的刘培善频频回头。爱慕就在那一回头里萌芽。

追求并不顺畅。左英信奉自由恋爱,拒绝“组织包办”。一次劝说后她私下嘀咕:“凭什么总拿革命作媒?”但刘培善并不气馁,他拉上陈毅请出面“作保”。陈毅爽朗大笑:“我向你包票,刘培善靠得住!”又亲笔写信给左英,言辞恳切。随后,女红军蔡畅与左英长谈三小时,从职业理想到患难情深,娓娓道来。左英心头的冰层悄然融化,却仍佯装矜持。

转机出现在河边。左英埋头洗衣,忽觉身后有人,回头对上一双紧张而真挚的眼睛。刘培善红着脸敬礼:“小左同志,我保证改掉‘他娘的’这句口头禅,也不耽误你的医务工作!”这番略显笨拙的表白,让左英开怀一笑。经不住真情攻势,她答应了。这一年七月一日,两人在延安窑洞里宣誓结为夫妻,证婚人是叶剑英。枕头是土坯,洞外是晚风,燃起的油灯噗嗤作响,映红两人的脸。

山河未靖,婚后旋即分飞。解放战争后期,刘培善担任三野二十八军政委,冲锋在闽西前线;左英则率医疗队随军南下,接管旧政权医院。有意思的是,新政协筹备期间,北京请她汇报福建卫生状况。会后返闽途中才有了那场改变命运的车祸。

吊诡的是,正是那场劫难,让这对革命伉俪的深情公之于众。左英的病房门口,常能见到战友们轮候探视,特别是医护同行,对“政委的信”颇为好奇。有人悄悄问她:“信里说了啥?”她只是微笑,把信折好放入枕套,仿佛那一句“始终如一”具有镇痛的魔力。

数月后,左英拄着拐杖走出病房,她留下病床给更急需的伤员。左腿长了钢钉,却没锁住脚步。福建卫生厅需要有人统筹干部培训、疟疾防治、基层站点建设,左英接下担子,白天跑遍闽北山区,晚上用木板撑腿写报告。有人劝她留下疗养,她笑说:“腿不听话,心可得跑起来。”

一九六八年四月,中央点名刘培善进京学习。出发前,他在枕边放下一张纸条:“这一别不久,回来再陪你走海边。”左英送到门口,笑着挥手,却忍不住多叮嘱一句:“少抽烟,少熬夜。”四月二十四日,他走进北京军区招待所,一身尘土。谁也没料到,短短半月后,心脏病突发的他再没醒来,时年五十五岁。

电报传到福州的夜晚,左英嚎啕失声。可她知道,哭泣不是新四军老护士的作风。她擦干眼泪,把丈夫的遗像挂在书桌旁,调来最低处。孩子们问:“妈妈,这张照片为什么放这么低?”她答:“离咱们近一点,让他看看咱们都还好。”

周恩来在五月十六日的追悼会上评价:“刘培善同志,为革命鞠躬尽瘁,是我党我军的优秀干部。”毛泽东八月十一日接见南京军区和福州等六大军区代表时,特地把左英请到台前。主席拉着她的手,轻声说:“刘培善是好同志,你也辛苦了。”左英点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觉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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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四十年,左英把个人悲恸锁进抽屉。她组织福建防疫队,深入山村滑坡区,抗疟、防霍乱,主持医卫院校课程改革,又在上海创立人口福利基金会,给基层医院捐款、给失学儿童筹学费。采访时有人问:“您最珍惜的东西是什么?”她指了指书桌抽屉,“一封信,提醒我,无论何时,都有人把责任置于爱之上。”

二〇一一年夏末,九十三岁的左英在华东医院安然离世。子女遵其遗愿,将毕生积蓄设为“护士关爱基金”,资助偏远地区医护进修。骨灰旁,那封已经发黄的信被精心收藏。纸张轻薄,言辞笃厚:我对你的爱情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