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的上海，雪粒被江风卷进南京路的弄堂。二楼昏暗的写字间里，周幼海正用毛笔抄写一份“股票行情表”，外人只当他在替洋行跑单，其实那张薄薄的纸下面还夹着一张用密写药水写成的名单——晚间，他得把名单送进公共租界的一家咖啡馆里，交给地下党交通员。没人会想到，这个神情专注的中年人，是大汉奸周佛海唯一的儿子。
故事要从更早说起。1938年春，香港岭南中学的课间铃响后，一块黑板成了少年周幼海的噩梦：最显眼处三个粉笔字“小汉奸”晃得他头皮发紧。十六岁的他，死死抱着课本冲出教室，拐进操场角落，心里却像堵了块石头。父亲周佛海此时正同汪精卫飞往河内，“公开投敌”四字铺满报纸，少年的尊严被踩得粉碎。
同年的夏天，母亲杨淑慧带他去日本租界探望父亲。周佛海一边摆出慈父模样，一边淡淡抛出一句：日本帮忙安排大学，去东京学习“新政治”。周幼海心里发冷——“人质”两个字压得他喘不过气，却只能苦笑地点头。1940年，他抵达东京高等商专，宿舍里的自嘲在墙壁四处回荡：别人来求学，自己来赎身。
就在这段最灰暗的日子，北平来的留学生陈国祯递给他一本《西行漫记》。“看看吧，也许能缓口气。”陈国祯随口一句，却像点燃了湿柴。夜里，昏黄的灯泡下，周幼海读到陕北黄土高坡上的红军，读到共产党人的理想，一页页翻过去，他忽觉胸腔发热。紧接着的《论持久战》更像一记重锤，砸碎了“学成回国当汪伪干才”的牢笼。第二天，他冲到负责监管的日本专员面前：“我要回国。我半年不回，您来抓我好了！”对话不到一分钟，气氛僵到极点，日本人只得草草批了“假期”。
1941年初，他借口度假回到上海，干脆离家出走，逼得父亲无奈同意他留在国内。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形势急转直下，“人质计划”自行瓦解，周幼海暗暗松了一口气，却也明白自己必须再迈一步。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逮捕周佛海全家。由于周幼海和政治并无表面牵连，几经讨价还价，总算获释。
真正的分水岭在1946年。经上海同学张超杰的妹妹牵线，他抵达淮阴新四军后方，经过学习，当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看重他的英文底子和特殊身份，把他送回上海打入股市圈。于是便有了开篇那间写字间——繁华市井掩护下的红色暗线，他把父亲旧日结交的伪军、商贾拉进视线，掌握情报，策反人员，忙得脚不沾地。
1948年11月，周佛海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病逝。丧事一切从简，灵堂里只有母亲和寥寥几个旧部。正是那个雨夜，周幼海拉着女友施丹苹的手，压着嗓子说：“咱就在这里拜了天地，行吗？”她抹去泪花：“只要跟着你，哪儿都是洞房。”组织同意后，这场婚礼就夹在诡谲的空气里草草完成。没有锣鼓，只有檀香。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周幼海调入华东公安部门，分管伪特务审讯。多少旧识被带进讯问室，抬头一瞧，惊得面如土色。“周先生——不不，周科长？”他往往淡淡回一句：“案件归案件，私情别掺和。”冷静得像把尺子。
然而风云突变。1952年，肃反运动波及到他。有人质疑他“出身复杂、历史不清”，卷宗堆出一座小山。审讯里，他一遍遍重复同一句话：“信得过组织。”结果是十年囹圄。墙外工作风生水起，他却在铁窗里熬白了双鬓。1962年被宣布“事实不清、暂予释放”后，尚未缓过气，1967年又因“历史问题”遭到隔离。那时的他双腿瘫痪，只能靠一只手撑着轮椅，妻子施丹苹被劝离婚——夫妻手一松，十五年情感剩下一纸红章。街坊叹息：“这人福薄。”
1975年冬天，他裹着灰色棉袄再度走出看守所，五十岁的年纪，看上去像七旬老人。对于命运，他开玩笑般自嘲：“父债子偿罢了。”语气竟透着解脱。1983年，中央复查结论下达：周幼海彻底平反，恢复党籍、补发工资，还安排护工照料。那晚他握着文件，良久无语，只抬眼望向天花板，仿佛又看见十六岁时那块写着“小汉奸”的黑板被风吹得粉碎。
身子动弹不得，他把最后的力气花在笔墨上，整理父亲的档案，写成《周佛海沉浮录》。写作时常常凌晨三点才放下笔，护工劝他休息，他摇头：“该说清楚的，总要说清楚。”书稿完成一半，病情恶化。1985年2月，上海的梅花刚冒苞，他闭上眼睛，停在六十三岁。
骨灰安放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碑文只刻：“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民公安战士周幼海”。再无“巨奸之子”字样。来鞠躬的人，不乏当年被他救过的地下党员，也有曾在审讯室被他规劝的旧日军官。有人低声念道：“周科长，人间事了结了。”风吹过松柏，沙沙作响，不像慰挽，更像轻轻的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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