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1月15日清晨，北京城新雪初歇，西苑门口的警卫却悄悄多了一层戒备。就在这一天，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即将开幕，来自四面八方的先进模范陆续抵京。还没人注意到，在火车站人群里，有位戴着旧呢帽、肩挎帆布包的老人，默默随着队伍走下月台。他叫李开文，今年五十五岁，安徽六安人。
身边代表们寒暄不断，李开文却只顾低头数步，像是生怕别人发现自己。没人知道，他在来北京前同乡亲们说好的口风：此行只是“进城开个学习会”，千万别声张。对荣誉，他总有些羞涩。可他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此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翻看代表名单，“李开文”三个字让总理轻轻一怔，“这人我认得，是主席当年的炊事班长。”一句轻描淡写，却让身旁工作人员立刻会意。
会议进入自由讨论环节，周总理远远看见那张熟悉的面孔，朝他微微点头。李开文愣了下，赶忙立正敬礼。会后，秘书处的人找来：“主席请您移步怀仁堂。”老人拎着那只被油迹浸染的旧包，犹豫片刻，抹了把额头汗，跟了过去。
走廊尽头，毛主席阔步迎出，声音浑厚：“老班长，你可来了！”一句呼唤把李开文喊得眼眶发红，他赶紧把手里的包放到脚边，“首长，还能记得我？”主席笑着拍他肩膀：“当年你罩在怀里焐干的草，我一辈子忘不了。”
事实上，二人第一次见面，要追溯到1935年翻越夹金山的那场风雪。那夜李开文在雪窝里用身体护住炉膛，煮出的高粱稀粥救活了几十名冻得发抖的战士。毛主席喝了一口，赞了一句：“这粥里有火的味道。”自那以后，“老李”便成了中特灶班的主心骨。
李开文出身贫苦。1932年秋，他在大别山老家参加赤卫队，靠一双“蒲鞋脚”扛担架、跑山路。仅半年，敌人围剿突至，他没来得及和妻儿作别，便跟随红军主力连夜转移。儿子在山口追着哭喊，他却只是挥了挥手——“革命不能回头”，简短五字，如刀刻在心。
长征途中，李开文左耳被弹片震聋。组织想把他送到后方疗伤，他固执地要求继续随队。“抬枪我不行，抬担架行；端枪我不行，端锅行。”最终，他成了炊事班的班长。野菜、马铃薯、皮带、牛皮靴，换着花样煮，喊战士们多嚼几口。“吃下去，才扛得住。”这话他念叨了无数次。
1938年底，部队到达甘肃。中央决定选拔忠诚老兵组建首长伙房，李开文入选，被派往延安。先在陕北公学练手，后调中央组织部灶班。1940年春，他正式接管中特灶班，直面首长餐桌的安全与口味——双重考验。为备一顿红烧肉，他从延安南门买来半大小猪，自己掏钱养了十六个月，直到肉质合适才动刀。毛主席尝后放下筷子：“香而不腻，就是它的味道。”
北平解放后，1949年初，为提高干部文化水平，李开文被选送干校读书。他识字不多，写个“粮”字要在背后画圈圈，可凡课后测验，他总能靠死记硬背排进前列。7月结业前夕，组织拟派他去天津糖厂任副厂长，李开文听完先是愣住，随后摆手连声：“这活我干不了，回山里去，还差不多。”
群工部长李维汉劝了几句，见劝不住，只好上报。毛主席见报告也笑：“他嘴上说糖甜，比不过大别山的水。随他吧。”几天后，批准文件下到安徽六安，李开文成了响山寺粮站站长。当地人说他抠，连扫地发现一粒稻谷都要捡起来；也说他倔，仓顶漏雨，他自己爬上去换瓦。五年下来，仅靠减少损耗，就为国家省下粮食一千三百多斤。
1956年劳模评选，县里推他。他心里嘀咕，自己只会看仓口、查台账，劳模哪轮得到。可群众投票结果一出来，他压倒性高票。临赴京，组织给他买了呢子大衣，他摸半天没舍得穿，塞进箱底，还是那件补丁棉袄陪他上了火车。
这趟进京，他本想悄悄来、悄悄走，没料到被总理在会场“逮”住。如今重回首长身边，老人翻找包里带来的干货，想送上一点乡味，被主席摆手拦下：“这趟你是嘉宾，别再想着当炊事班长。”
会议结束后，主席安排在西苑招待所吃晚饭，只十来个人，小桌，家常。李开文被请到主座，他拘谨得不知往哪儿放手。主席举杯：“老班长，这一杯，还你当年那碗粥。”李开文端起茶水，喉头发紧，只说了四字：“首长保重。”
1958年春，他回到六安正式退休。可村里人常在黎明见他出现在田埂，帮年轻人修水渠、教大伙儿修缸补仓。有人问他累不累，他笑道：“人活一口气，仓满心才实。”直到1984年冬，李开文病逝，遗愿是把骨灰撒在响山寺后的小水库，“这水甜，留我骨头也心甘。”
老人的故事在大别山口口相传，简短、质朴，像山泉一样清冽；但只要提到1956年的那声“老班长”，乡亲们仍会挺直腰杆：有人记得他们的付出，那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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