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7日黎明，陪都上空仍留着防空警报未拆除的探照灯架，新街口的茶摊却已经坐满听报纸号外的市民。前一晚，国民政府高层在林园官邸连开三小时会议，主题只有两个字——邀请。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刚满两天，各路军阀都在算账。蒋介石深知自己兵力远在西南，若让解放区部队提前接收敌伪据点，形势就可能逆转。于是，一封措辞恭谨却暗藏试探的电报，于18日上午飞往延安：“共商和平建国，幸勿推辞。”
延安方面很快拿定主意：谈判必须去，军队必须动。八路军与新四军当晚连发催缴令，要求各敌伪部队限期投降；西北野战军则抓紧占领陕甘宁外围要地。与此同时，周恩来开始着手谈判方案，以防对方临时翻脸。
蒋介石本以为毛泽东不会涉险，便故意连发三电作戏。8月23日，他还在军委会里自嘲：“就算给他飞机，他也不敢来。”没想到第二天傍晚，延安回电：“飞机一到，恩来先行，余亦将随即赴渝。”林园官邸当场陷入尴尬，“请帖”竟变成死期难定的考卷。
8月28日下午三点，一架草绿色运输机降落九龙坡机场。毛泽东走下舷梯时微笑摘帽，蒋介石的侍卫们礼节性鼓掌，却面面相觑：这位北方来的客人没有护甲车，只有满机舷窗的欢迎旗帜。重庆城里流传一句话——“他是带着十万里民心来的。”
正式谈判并不顺利。蒋介石本人常以“另有要客”为由缺席，把场子交给张治中、张群打圆场；共产党代表团则坚持实质问题先行。双方围绕军队整编、解放区行政权激烈交锋，文件传来传去，一个字也难改。
就在僵局最紧的时候，8月30日晚，柳亚子风尘仆仆赶到红岩村。这个与毛泽东相识近二十年的老诗人，带来一首七律抒怀，酒酣耳热之际请求“润之兄”回赠一章。毛泽东笑言“新作来不及酝酿”，随即取出第十八集团军信笺，挥就那首沉睡九年的《沁园春·雪》。
第二天，柳亚子拿着墨迹未干的手稿，如获重宝。他先让《新华日报》排版，又托友人转给《大公报》夜班编辑。9月2日拂晓，诗词登上各大报纸副刊，连街头小报都争相转载，纸价顷刻上涨三成。茶馆里评书先生改口不讲水浒，改念“北国风光，千里冰封”。
重庆文化界几乎被这首词点燃。有人感叹“数典忘祖”，也有人拍案叫绝。诗社雅集到深夜，凳子不够干脆席地而坐。一位曾留学东瀛的教授感慨：“旧体词走到今天，没想到还能听见马蹄声。”有意思的是，许多前来围观的军官也把报纸背在胸前，边看边比划，“山舞银蛇”成了最新口头禅。
山洞林园很快收到样报。蒋介石眉头紧锁，把报纸往桌上一抖：“词写得好不好先不论，真是他写的？”陈布雷只得如实回禀：“以当今文林气象，除了毛泽东，很难找到第二个人。”蒋介石继续逼问：“连半个瑕疵也挑不出？”陈布雷沉默片刻，摇头：“结构、意象、胆魄，无可指摘。”
话音落地，屋里空气仿佛凝固。蒋介石沉吟良久，下令成立“诗词批判小组”，炮制数篇批评文章抢占版面；同时催陈布雷另作词章，务求“压过风头”。然而三日之后，批判文章屈指可数，连署名者都显得底气不足，而新作更难出炉。有人暗讽：“哪里是写诗，分明是写检讨。”
诗词之外，谈判仍在拉锯。毛泽东把更多时间投向各界民主人士，阐述“联合政府”主张；蒋介石则一面温言劝降，一面悄悄调兵。9月17日晚，两人在官邸对坐。蒋介石试探：“若愿入南京，副主席之位相让如何？”毛泽东淡淡应声：“若仅为个人爵位，又何必远赴重庆？百姓安危才是大事。”
绝无回旋之后，双方于10月10日签下《双十协定》。文件墨迹未干，华北前线炮声已起。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在上党歼敌三万；冀南战场又传回捷报。报纸把这些战果和《沁园春·雪》并排刊出，民间笑谈：“纸上银蛇，战场巨龙。”
1946年初，马歇尔调停，美方又一次敦促停战。蒋介石口头答应，暗中却给各军团下达新的进攻令。枪声反复，协议成了废纸。待到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国民党已无力再言批诗。
多年后，有人重提柳亚子的那句玩笑：“诗中风流人物，究竟是谁？”在重庆的老报人看来，答案并不神秘——山河为纸，百姓为笔，豪情落在词里，也落在百万行军的脚步里。蒋介石反复追问的“毛病”，正是他自己始终看不见的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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