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19日拂晓，香港开往上海的“广平轮”在大屿山海面劈浪前行。甲板上风声呜咽，一位身穿浅灰呢大衣的年轻女子倏地攀上护栏，留下短短一句“总算解脱”，旋即坠入黑浪。这一年，她28岁，她叫余美颜。

潮水淹没身影的瞬间，船舱里的旅客尚在酣睡，没人想到这场轻生会在当天午后的报纸上连版报道，“民国第一欲女”骤然谢幕。消息传到上海，影星杨耐梅打开电台，只听播音员再三确认姓名。有人惊叹，有人窃喜，也有人默默合上手里的《摩登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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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拨回1900年冬月，广东香山的余家书声琅琅。父母皆是秀才出身，视“女学”如珍，十岁余美颜便随龄童进学堂。她性子活络，不到十六岁已敢换上紧身泳衣，在珠江边扑腾，男同学哄笑，她偏抬下巴说：“水凉，人心更凉。”这句俏皮话成了她少年时代的写照。

这种活络终究碰上旧礼法。1916年春，父亲替她选定了谭祖香——广州富商之子，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西装挺括，比教科书上的“文明人”还文明。婚宴连摆三天，新娘尚未回过神，八周后，新郎即登船赴美洽谈生意。彼时电报要数银元一字，两地相隔如天堑，洞房花烛夜的余温在她掌心顷刻冷透。

婆婆的冷言冷面更是雪上加霜。“妖精也要守妇道！”深夜茶房外，老太婆这句话像钉子。十八岁心高气盛，她收拾几套时装，翻墙逃离珠江岸，坐头班火车驶向广州。

事与愿违。1918年2月27日，广州法租界发生抢案，她恰在案发地，巡捕房一并抓人。关押三日，亲戚保释。风声很快传回谭家，退婚文书寄到香山，余家脸面尽失。父亲愤恨，将她送进佛山习艺所，名义“悔过”，实则洗刷家丑。

一年囚居，心性陡变。获释后，她抹掉闺名，披一身艳色，出入舞厅、戏院、赌场，留声机一响便旋身而动，灯影里的纤腰引来豪门子弟蜂拥。她收玫瑰，也收汇票，夜里写信夹进首饰盒，信尾常落款：“愿君好梦，明晨继续。”

1921年，她在香港皇后大道的酒会上遇到年长二十岁的粤商黄佐良。对方倾听她的荒唐往事，叹口气：“跟我走吧。”那一刻，她竟生出渴望，随船赴港，成了黄家四姨太。只是好景不长，黄家家规森严，她依旧流连夜场。两年后，黄氏在《南华早报》刊登启事，宣布休妻。社会版又热闹了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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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生日当天，她与南海县县长之子谭律相识。公子围着她转，“我非卿不娶”。两人如胶似漆，却触怒县长夫人。对方下手极狠，软禁儿子，并要求余美颜归还二万元“挥霍款”。她东拼西凑，凑齐现洋送上门，换来的却是“土娼”罪名与驱逐书。绝望里，她在厅堂暴喝：“我是真的爱他！”县长夫人冷笑：“爱？不配！”

1925年春，她漂洋过海到旧金山，只想再见昔日丈夫谭祖香。如今的海归先生已在美国另娶白人女子，对她的求复合毫不留情，回信寥寥八个字：“往事如烟，各自珍重。”信纸折痕锋利，割破她指尖。

回国路上，余美颜用七天七夜写完《摩登情书》。书里列出三千个男人，或真或虚，名字混入情书、账单、香水味，她笑称“给世道一面镜子”。1926年初版五千册，两周售罄。广东、上海、天津书摊都供不应求，评论界一片哗然。有人骂她下作，有人夸她敢言，她站在报馆门口看人群议论，忽觉疲惫——话已说尽，仍无人懂她。

写罢此书，她遁入广州郊外九华山寺。剃度那日，木鱼声声，她合掌低语：“愿清净。”可寺门外信徒日增，大多是看客。主持被骚扰得不堪重负，只得请她离去。离寺当夜，她提灯走山路，灯影摇晃，宛若最后的荣光。

1928年春，她带着那盏旧灯踏上香港码头。买票时只留一句“终点上海”。海风咸涩，她将灯抛入海面，火焰瞬间熄灭。翌日凌晨，她翻越护栏，纵身入海。遗书短短数行：“来生若能为一纯洁女子，或得真正自由。”

五个月后，上海美术大戏院上映影片《奇女子》。影厅灯灭，银幕现出一袭长裙背影，淡淡海浪声中观众屏息。有人认出那是余美颜的故事，却没人知道，她坠海那天，黄昏的海面浮起一盏破旧灯，灯芯早已冷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