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7日，旅居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的大熊猫“晓晓”和“蕾蕾”，如期踏上了返回中国的旅程。
2026年1月27日，东京上野，天气很冷，但真正让人难受的不是气温，而是上野动物园里突然变得空荡的熊猫馆，就在当天清晨，一辆印着黑白标识的集装箱卡车，从园区内部缓缓驶出。
车里装着的，是“晓晓”和“蕾蕾”——日本境内仅剩的两只大熊猫，没有仪式，没有官员发言，只有隔离栏外压低的哭声和不愿散去的人群，当天夜里，运送熊猫的航班起飞，目的地是中国成都，这一刻，持续了54年的“日本有熊猫时代”，正式结束。
如果把时间往前拨两天，现场的画面更能说明问题，为了争取最后一次探望机会，上野动物园外挤满了人，厚重的防弹玻璃被呼出的热气糊得发白，玻璃外是焦躁又疲惫的眼神，玻璃内，两只熊猫仍旧低头啃着竹子，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毫无察觉。
园方数据显示，自1月14日开放最后参观申请后，短短时间内报名人数超过31万，而可进入馆内的名额只有4400个，中签率不足4%，很多人动用了全家账号反复抽签，也有人在落选后站在门口不愿离开，只希望离熊猫近一点。
这种近乎执念的行为，背后并不是一时情绪，而是一种明确的“失去预期”，此前，“比力”和“仙女”已于2024年回国，和歌山县的4只熊猫也在2025年离开，如今，最后的两只也走了。
对几代日本人来说，这不只是动物园少了明星，而是一个陪伴了半个世纪的公共记忆被彻底抽空，而正是在这种情绪尚未平复的时候，另一场更刺耳的争论开始浮出水面。
送别当天，一名负责维持秩序的保安在现场流泪，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情绪反应，却立刻遭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围攻。
在社交平台上，他被辱骂为“没有国家立场”，甚至被质问“为两只动物哭，算什么日本人”，在这些言论里，对熊猫产生情感，被强行贴上了“政治不正确”的标签。
紧接着，右翼政客开始抛出所谓的“经济负担论”，他们宣称，日本每年需向中方支付租金，并承担约1亿日元的饲养成本，这是财政浪费，“送回去正好省钱”，这套说法听起来精打细算，但只要把完整账目摆出来，就会发现完全站不住脚。
关西大学教授宫本胜浩早就给出过明确测算：仅以上野动物园为例，熊猫每年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高达308亿日元，涵盖门票、旅游、周边消费、交通、住宿等多个领域。
换句话说，这是投入1亿，撬动300多亿的生意，熊猫不是财政包袱，而是稳定、持续、低风险的经济引擎，熊猫离开后，最先受伤的不是政府账本，而是现实中的商家。
上野周边依赖熊猫客流的餐饮店、纪念品店，销量迅速下滑，库存积压，这些损失，并不会由高喊“省钱”的政客承担。
但问题在于，这场“算账”本身就不是为经济服务的，而是为政治立场服务的，当情绪被刻意引导，当数据被选择性忽略，熊猫就不再是动物，而成了可以随时丢弃的符号，而这，也为下一步更荒诞的舆论操作埋下了伏笔。
在网络空间，一则离谱的谣言开始传播：“中国把熊猫要回去，是为了吃熊猫肉。”这种说法放在任何常识体系里都不成立，但在日本部分右翼社群中，却被反复转发，它并不需要逻辑，只需要情绪。这类谣言的本质，是一种心理投射。
日本长期因商业捕鲸问题受到国际批评，却依旧坚持将鲸鱼端上餐桌，在这种背景下，用自己的行为逻辑去揣测他国，反而暴露了造谣者自身的认知结构。
事实上，大熊猫在中国是国宝级保护动物，不仅有专门立法，科研、繁育、保护体系高度成熟，熊猫回国，是按照国际合作协议执行的正常流程，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续租没有继续？答案并不在动物园，而在外交层面。
自2024年以来，日本政府在涉台等问题上的一系列激进试探，使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持续受损，熊猫合作从来就不只是商业合同，而是建立在互信之上的公共外交项目。
正如学者家永真幸所说，不是中国拒绝了合作，而是日本自己丢掉了钥匙，当一边不断破坏政治互信，另一边自然无法继续提供象征友好的公共资源。
如今，上野的兽舍空了，玻璃被擦干净了，只剩下反射出的行人身影，而在中国雅安，熊猫基地依旧向日本公众敞开参观的大门。
差别就在这里：一边用谣言筑墙，一边选择开放，政客或许可以终止合同、撤回项目，但他们无法抹去几代日本人对熊猫的真实情感。
等到孩子指着空笼子问“它们去哪了”，真正难以回答的，不是动物的去向，而是这一切是如何走到今天的，也许，这才是这场“零熊猫时代”留下的最冷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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