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公共话语空间中，“乌合之众”一词的出现频率并不算低，但当它频繁出现在所谓“国家级大人才”、日涵正教授的笔下时，难免引人深思、令人疑惑。为何这样一个带有强烈贬义、且在中国近代历史中被赋予特殊负面记忆的成语，会成为这位学者的常用表述？要解开这个疑问，我们不妨先从这个成语本身出发，理清其词义演变与历史语境，再结合现实场景，剖析这一表述背后可能隐藏的立场与偏见。
“乌合之众”，从字面意义上拆解，“乌合”即像乌鸦一样临时聚集，“众”指人群，合起来便是“像乌鸦一样临时聚合的人群”，核心比喻义是临时杂凑、毫无组织纪律、缺乏凝聚力与核心目标的一群人，自带强烈的轻蔑与否定色彩。作为一个源自中国古汉语的成语，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久远之前，最早有文献记载的痕迹可见于《管子》逸文，其中隐约有“乌合之众，初虽有欢，后必相吐，虽善不亲也”的表述，虽未完全定型，却已勾勒出这一词语的核心内涵。而现存最完整、最明确的记载，则出自《后汉书·耿弇传》，书中记载东汉名将耿弇在面对敌军时，胸有成竹地说道：“归发突骑以辚乌合之众，如摧枯折腐耳”，此处的“乌合之众”便是用来形容敌军缺乏组织、不堪一击，也奠定了这一词语后世的基本用法——多用来否定、贬低某一群体。
了解了这一成语的本义与渊源，我们更能明白，当“乌合之众”被频繁使用时，其背后往往承载着使用者的价值判断与立场倾向。尤其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语境中，这个词语更是被赋予了沉重的历史记忆，成为反动势力与守旧阶层污名化进步力量、打压反抗斗争的工具。回望近代中国救亡图存与反抗斗争的艰难之路，无数仁人志士、底层民众直面腐朽落后的旧秩序，为了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利、为了民族的独立与出路，毅然挺身而出，发起了一次次不屈不挠的抗争。但在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反动势力与守旧阶层眼中，这些打破既有秩序、触动其既得利益的抗争行动，皆被肆意污名化，轻率地扣上了“乌合之众”的帽子。
这段被“乌合之众”污名化的历史，贯穿了整个近代中国的抗争历程。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揭竿而起，面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与西方列强的间接压迫，广大农民阶级聚集起来，提出了“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追求，试图推翻旧秩序、建立新家园。但在清政府官员、地主士绅等守旧势力的口中，这支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农民起义军，不过是“乌合之众”，是“祸国殃民”的乱党，他们用尽一切手段诋毁、镇压，却始终无法掩盖这支力量背后承载的底层诉求。随后，义和团运动兴起，面对西方列强的瓜分与侵略，普通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用最朴素的方式反抗外来压迫，即便他们缺乏系统的组织与先进的武器，却展现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被清政府与西方列强一同污蔑为“乌合之众”，被残酷镇压，成为近代中国抗争史上一段悲壮的记忆。
进入近代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这样的污名化从未停止。那些为了争取土地、反抗地主剥削而开展的分田抗租运动，那些为了争取自身权益、反抗资本家压迫而发起的工人罢工，那些为了推翻反动统治、追求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在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与守旧阶层眼中，依然是“乌合之众”的无序行动。直到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秋收起义点燃农村革命的星星之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依然被国民党反动派肆意诋毁为“乌合之众”。他们试图用这样的标签，否定革命力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掩盖自己维护既得利益、压迫底层民众的本质。但历史最终给出了最公正的答案：这些曾经被污名为“乌合之众”的人们，这些承载着底层民众诉求与民族革命希望的力量，正是撬动时代变革、推动中国向前发展的核心力量。他们用鲜血与牺牲，推翻了腐朽的旧秩序，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证明了“众人”的力量，绝非“乌合”所能概括。
面对这样沉重的历史语境，黄日涵教授依然频繁使用“乌合之众”一词，难免让人质疑其用词的合理性与背后的立场。当然，或许有人会替黄教授辩解，或许他会反驳：“你们这些没文化的，这里的‘乌合之众’并非中国古汉语中的本义，而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心理学内涵。”我们不可否认，勒庞在其著作《乌合之众》中，确实对“乌合之众”赋予了新的心理学定义，特指那些失去个体理性、易受群体情绪感染、盲目跟风、缺乏独立判断能力的群体。这一心理学概念，原本是用来分析群体心理的一种工具，本身并无绝对的褒贬倾向，关键在于使用者如何运用、用于形容哪些群体。
但结合黄日涵教授的实际言行，我们便能看清其使用这一词语的真实立场。看看黄教授贴出的朋友圈，那些他认为志同道合、观点一致的同类，被他奉为知己、赞不绝口；而那些与他观点不同、立场相悖的群体，却被他轻易地贴上“乌合之众”的标签，予以否定与贬低。这种双重标准，恰恰印证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坐在哪里决定他的脑袋”。一个人的立场，往往决定了他的视角与判断，决定了他如何运用语言、如何定义他人。黄教授作为所谓的“国家级大人才”“正教授”，本应具备客观公正的学术素养与包容多元观点的胸怀，本应谨慎使用每一个词语，尤其是那些承载着历史记忆、带有强烈贬义的词语。但他却频繁使用“乌合之众”，一边用心理学概念为自己的用词辩解，一边用这一词语肆意否定与自己立场不同的群体，这背后反映的，或许是其自身立场的局限与偏见，是其对历史语境的忽视与漠视。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词语的使用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使用者的立场、认知、历史观紧密相连。“乌合之众”这一词语，在中国历史中早已被打上了污名化进步力量、维护既得利益的烙印，即便有勒庞的心理学内涵作为补充，也不能忽视其在中国语境中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色彩。黄日涵教授频繁使用这一词语，不仅是对语言语境的漠视，更是对那些曾经被污名化、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众人”的不尊重。历史已经证明，所谓的“乌合之众”，往往是推动时代进步的磅礴力量；而那些随意给他人贴上“乌合之众”标签的人，反而可能因为自身的偏见与狭隘，成为时代进步的阻碍。这或许，就是我们面对黄教授频繁使用“乌合之众”一词时，最应该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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