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29日拂晓，延安城刚亮，警报哨里忽然传出一句“南下支队回来了”，山沟里的人几乎在同一刻停下手中的活计。热水壶哧哧作响，谁也顾不上喝，顺着土坡往杨家岭奔。对于普通百姓，这只是又一支远征部队平安归来；然而对在场的大多数干部而言，这是一次几乎不敢押注的豪赌，筹码就是那五千人的生死。
时间倒回到1944年深秋。陕北夜寒刺骨，中央首长们却在窑洞里摊开地图，灯芯抖动。方向盘最先转向南边。理由很简单：华中、华南腹地仍有大片空档，一旦日军溃败，谁先进去，谁就能把根据地的旗帜插稳。王震听完部署，撸了撸袖子，干脆一句：“路远粮少，也得闯。”
随即组建的南下支队，一共三团加上大批地方干部，折合五千余口人。那会儿物资紧缺，子弹能分到每人五发就算破天荒，冬衣也只够前线哨兵。出发前，朱德拍了拍王震的肩：“别硬拼，先把人带进去。”王震笑着回一句：“只求别给中央写检查。”现场没人再说话，空气里弥漫的其实是干涩的焦虑。
黄河是第一道坎。冰面刚封，坨坨结得薄，马蹄踏上去吱呀作响。为了不掉队，王震下令全旅日行夜宿，一天180里，连队伙食干脆改成炒面蘸雪水。有人脚掌冻裂，仍咬牙跟着队尾。一路上碰到的日伪据点，能绕就绕，实在躲不开才打一梭子火力封门，转身就走。就这样，支队在敌后拉出一条既隐蔽又血腥的折线。
到了豫南，李先念的新四军第五师迎了出来。双方会合那天，部队在山沟里炖了第一锅整肉，兵们边吃边开玩笑：“见到猪比见到亲爹都亲。”然而短暂喘息后，新的命令又追上来——继续往鄂南、湘北推。王震心知肚明，真正的考验还在深处，因为那里是国民党嫡系惯常布防的咽喉。
不得不说，鄂南的雨季几乎让队伍散架。防潮油布不够，火药慢性受潮，枪栓时常卡壳。王震索性改用土办法，夜里命人挖地窖埋谷物，把膏药炉子搬到战壕外，专门烘烤子弹。有人嘀咕：“这样能行？”王震瞥了他一眼，“能不能行，天亮就知道。”结果第二天伏击打响，潮弹竟无一响膛，士气瞬间被点燃。
1945年3月，湘鄂赣边的雾气刚散，王震将番号改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这并非虚张声势，而是为了在政治上与当地群众迅速黏合。口号一出，近千名矿工、船夫自动前来报到，支队的武器却依旧缺口巨大。王震干脆发动大家拆铁轨、炼土炸药——办法土，却立竿见影。
彼时，重庆的谈判风声已在边区传开。毛泽东仔细权衡，再次电令：继续南推，与东江纵队接火，力争连起粤北—湘南—赣南一条弧形防线。王震心里清楚，这条路等同于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因为蒋介石已调集7个师在桂北布网。可军事命令就是天条，他只说：“路再险，也得蹚。”
7月中旬，南下支队第三次遭围堵。弹药消耗殆尽，炊事班煮的是加了树皮的稀粥。夜里，副旅长劝他折返：“人快扛不住。”王震没有多说，抬手指着远处灯火：“那边是南巷子口，再走三十里，就能接上游击小分队。”这一句简单的地理距离，帮全旅撑过最难熬的五夜六昼。
就在队伍与东江纵队仅剩百里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略天平瞬间翻转。中共中央临电：全部转头北返，务必保存实力。南下支队只能调转方向，一路向鄂南“倒行”回撤。国民党军见缝追击，支队在大别山反复穿插，硬是靠山民的茅草担架把重伤员带出来。
1946年6月，中原突围。王震带的那一股成了西路尖刀，五天五夜几乎没有合眼，穿越七省，最后杀进延安。五千人出发，回到陕北只剩一千八百余人，背后的行程被参谋长粗算为二万七千里，比长征还多两千里。
于是才有了开头那一幕。欢迎会上，朱德端酒时声音发颤：“二万七千里，辛苦了。”王震摇头纠正：“二万二千。”意思是不想与长征相提并论。毛泽东靠在椅背，沉默良久才站起身，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只紧紧握了王震的手。礼堂里短暂失声，所有人都明白，在那个动荡年代，把队伍带回来，本身就是最大的胜利。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