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卢浚泉这个名字，可能许多人都不太熟悉，不过，提起他的侄子，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他就是卢汉。这层关系，对他来说有利有弊，利就不必多说了，可这“弊”从何而来呢？
原来，在1959年第一批战犯特赦的时候，卢浚泉的名字也出现在了特赦名单上。本来是件好事，谁知道沈醉一看见，却冷笑道：“谁叫人家有个好侄子呢！”就这么一句话，就把卢浚泉自己的改造态度“略过”了。
1899年，卢浚泉生在云南昭通的一个彝族家庭。那会儿的昭通，山高路远，彝族部落多，龙云、卢汉这些后来的“云南王”，也都是这一带的人。卢家在当地算小有声望的家族，这也为他后来的路埋下了伏笔。
23岁那年，卢浚泉揣着家里给的几块银元，步行去了昆明，考进了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所学校在当时可比黄埔有名多了，蔡锷、唐继尧这些军阀都从这儿毕业，滇军的骨干几乎全是讲武堂出来的。卢浚泉在里头学了两年，枪打得准，战术课也不错，毕业时正好赶上黄埔军校跟讲武堂合作，要选一批人去广州轮训。
1924年的广州，黄埔军校正热闹，蒋介石还没成气候，周总理也在里头当政治部主任。卢浚泉在黄埔待了半年，进的是“轮训班”，不是正式学员。后来有人争他是黄埔一期还是三期，其实，他顶多算“半个黄埔生”，正经的根还是在云南讲武堂。
轮训结束后，卢浚泉没留在广州，而是回了云南。为啥？因为当时云南是龙云的地盘，而龙云是卢汉的表兄，卢浚泉又是卢汉的叔叔，论年龄，卢汉比卢浚泉还大4岁，可论辈分，卢浚泉得算长辈。
这种“家族纽带”在滇军里比啥都管用，龙云见卢浚泉受过正规训练，又知根知底，直接把他安排在自己身边当参谋，后来又让他管近卫部队。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卢浚泉已经当上了近卫第一旅旅长。这支部队是龙云的“贴身保镖”，负责昆明和龙云府邸的安全，可见龙云对他的信任。那时候蒋介石正忙着“围剿”红军，好几次想调滇军去江西，都被龙云挡了回去。
卢浚泉跟着龙云，没怎么参加过“剿共”，顶多也就是与红军发生了点小冲突，这也成了他后来改造时的一个“轻包袱”。
1944年，滇军扩编，他被提拔为第93军中将军长；1945年抗战胜利，卢汉带着第一方面军去越南受降，卢浚泉跟着去了河内，还当了河内警备司令。那会儿的他，在滇军里也算“实权派”了，只是没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毕竟前头有卢汉、龙云这些“大腕”。
抗战刚结束，蒋介石就开始打滇军的主意。他怕龙云在云南独大，1945年10月，派杜聿明带着部队突然进驻昆明，把龙云逼去了重庆，让卢汉接手云南省政府主席。
可卢汉心里清楚，蒋介石这是“卸磨杀驴”，表面上让他当主席，实际上是想把滇军调出云南，削弱他的势力。果然，没过多久，蒋介石就下了命令：让滇军的第60军、第93军开赴东北，参加内战。
卢汉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他知道，不送部队去，自己这“主席”也坐不稳。第93军是卢浚泉带的，他本来不想去东北，云南人怕冷，又远离家乡，士兵们也有情绪，可蒋介石的命令不敢违抗，1946年，他还是带着部队坐火车去了东北。
到了东北，卢浚泉的部队被安排驻防锦州。锦州是东北的交通要道，杜聿明把他放在这儿，一是看中滇军的战斗力，二是因为滇军不是嫡系，就算打光了也不心疼。卢浚泉心里憋屈，可也没辙，只能天天盯着部队训练，尽量不跟解放军硬碰硬。
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解放军先围了义县，又转头打锦州。当时范汉杰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管着锦州的防务，他知道锦州兵力不足，死活不让卢浚泉的部队调走。卢浚泉急得上火，他跟卢汉通过信，卢汉让他尽量把部队往热河撤，别在锦州送死，可范汉杰不松口，他也没辙。
10月14日，解放军对锦州发起总攻，滇军的阵地很快就被突破。卢浚泉跟着范汉杰想突围，可身边就剩不到两个营的人，刚出城门就被解放军围住了。他想化妆成老百姓溜走，可一开口就是云南话，解放军战士一眼就识破了。
被俘后，东北军区司令员林彪专门见了他。林彪没跟他说别的，就问：“你认识曾泽生吧？他带着第60军在长春，你给写封信，劝他别抵抗了。”卢浚泉知道曾泽生也是云南人，跟自己熟，又知道长春被围得厉害，就提笔写了信。
这封信还真起了作用。曾泽生本来就对蒋介石不满，看了信后，没过几天就带着第60军在长春起义了。后来这支部队被改编成解放军，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曾泽生1955年还被授予中将军衔。
卢浚泉呢，没赶上起义，只能作为“被俘将领”，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改造。
进了功德林，卢浚泉跟其他战犯不一样。黄维天天想着“反攻”，杜聿明背着“战犯”的包袱睡不着觉，可卢浚泉心态挺好，他觉得自己本来就不想打内战，被俘是活该，改造也是应该的，没啥好抱怨的。
那会儿功德林里要劳动，敲煤块、种菜、砌猪圈，卢浚泉啥都干，还干得挺认真。他跟沈醉分在一个组，沈醉是军统出身，没干过体力活，砌猪圈时总把墙砌歪，卢浚泉就教他：“你得先吊根线，跟着线砌，就不会歪了。”
卢浚泉也不爱跟人争。有时候战犯们讨论过去的事，有人说自己当年多能打，有人抱怨老蒋不公，他总是坐在旁边听，很少插嘴。只有聊到云南时，他才会多说几句，说昭通的山有多高，昆明的米线有多香，说得其他战犯都馋了。
1959年特赦名单下来时，卢浚泉自己也有点意外。他知道自己改造得不错，可没想到能第一批出来。有人跟他说沈醉他们的抱怨，他只是笑：“我侄子卢汉起义是他的事，我能出来，还是因为改造得好，跟他没关系。”这话不是装的，他心里清楚，要是自己不老实改造，就算卢汉是起义将领，也没用。
特赦后，卢浚泉回了云南昆明。政府给他安排了政协云南省委员会秘书处专员的工作，不算官，就是个闲职，让他能安度晚年。他住在昆明的一个老院子里，每天早上出去遛弯，下午在家看书、写点东西，偶尔跟过去的老滇军聊聊天。
1978年，他被特邀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去北京开了会。有人问他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是什么，他说：“就是当年去了东北打内战，要是没去，也不会被俘。”最骄傲的事呢？劝曾泽生起义，没让更多云南子弟送死。
1979年9月20日，卢浚泉在昆明去世，享年80岁。他的葬礼很简单，只有家人和几个老同事参加。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看起来普通的老人，曾经是滇军的中将军长，是功德林首批特赦的战犯，还是起义将领卢汉的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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