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的湖南茶陵,舲舫乡中洲村的田埂上,刚收完稻子的农民们还没歇口气,就得盘算着冬天的柴火和来年的种子。谭家述就生在这个村里的一个普通农家,家里穷得叮当响,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夫,母亲缝补浆洗从早忙到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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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按照这样过下去,日子虽然苦,但也还算安稳,可很快,战乱就将一切“撕碎”。此时的谭家述不会想到,自己在日后,竟然会成为我国的开国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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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家述小时候还算有福气,父亲咬着牙送他去村学念了几年书。蹲在泥土地上扒拉算盘,认几个字,在当时的乡下已经算“文化人”了。可没过多久,米缸就见了底,母亲把他的书包叠得整整齐齐收进箱底,叹着气说:“娃,别念了,去学门手艺吧,能混口饭吃。”

那年他才12岁,先去了镇上的铁匠铺,抡不动大锤,只能帮着烧火、递工具;后来又去药铺当学徒,天不亮就得起来熬药、背药材名,师傅脾气不好,做错一点就挨骂。最久的是在竹铺,跟着老竹匠削竹篾、编竹篮,手指被竹篾划得全是小口子,渗着血珠也得接着干。

谁也没想到,就是在竹铺当学徒的日子,改变了谭家述一辈子的路。竹铺隔壁有个私塾,里头有个叫罗青山的先生,30来岁,总爱跟学徒们聊天。罗青山不是普通的教书先生,他是共青团员,藏着不少讲“穷人翻身”的小册子。

有时候谭家述收工晚,罗青山就拉着他坐在门槛上,不说大道理,就讲镇上的土豪怎么占了农民的地,讲远处有人组织起来跟土豪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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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咱穷人这辈子就该饿肚子?”罗青山问他。谭家述攥着满是老茧的手,摇摇头:“我不知道,但我不想我爹娘再饿肚子。”那天晚上,罗青山给他看了一本画着镰刀锤子的小册子,说:“要让所有人都有饭吃,得靠大家一起干”。

15岁的谭家述似懂非懂,但心里像被点了一把火,那把火让他觉得,这辈子不该只跟竹子打交道。

1926年,广东那边传来消息,革命政府要打军阀、救穷人。谭家述听罗青山说后,没跟家里商量,揣着几块干粮就跑了。他先是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跟着大伙去地主家要地契,看着农民们第一次敢跟土豪叫板,他更觉得罗青山说的是对的。

后来组织选人参军,他报了名,被送到武昌,进了叶挺将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24师军事教导队,这是他第一次穿上军装,虽然衣服不合身,但他觉得比任何时候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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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南昌城里枪声大作,谭家述跟着部队冲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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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的碉堡挡在前面,机枪突突地响,不少战友倒在地上。谭家述红了眼,抱着炸药包就往碉堡底下冲,胳膊被子弹划了个大口子,鲜血把军装染得通红,他愣是没停下,直到把炸药包塞进碉堡缝隙。

那场仗打赢了,可他也伤得站不起来,被战友抬到后方医院。还没等伤好利索,麻烦就来了。国民党的人查到了医院,把他抓了起来。关在牢里的半个月,敌人天天审他,问他共产党的下落,他咬着牙不说。

后来趁着看守打瞌睡,他翻窗逃了出来,一路乞讨往老家走。可到了中洲村,他傻了眼:家里的房子塌了半边,院子里长满了草,连条狗都没了。

一个远房亲戚偷偷把他拉到柴房,声音压得很低:“你咋回来了?国民党的人找你找不到,就把你家人抓了!你的妹妹为了不连累你,在牢里用剪刀自尽了,你未过门的媳妇也被他们杀了…… 你爹娘被放了,但不敢回家,一直在外面乞讨,怕给你惹麻烦。”

谭家述听完,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拳头攥得咯咯响,恨不得立刻去找国民党拼命。亲戚死死拉住他:“你现在去就是送死!要报仇,得先活着,你快去找你们的队伍!”那时候,毛主席带着工农革命军到了茶陵,谭家述擦干眼泪,找到了红军队伍。

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茶陵的一个旧祠堂里。毛主席穿着打补丁的军装,坐在长凳上,听谭家述讲家里的事,时不时点头。等谭家述讲完,毛主席递给他一杯热水,说:

“你的仇,也是所有穷人的仇。咱们搞革命,就是要让天下的穷人都能报仇,都能过上好日子。你敢不敢带队伍,跟敌人接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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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家述“啪”地敬了个礼:“敢!只要能报仇,能让穷人过好日子,我啥都敢干!”毛主席笑了,给了他几支土枪,让他组织赤卫队。就凭着这几支枪,谭家述拉起了队伍。那时候赤卫队缺枪少弹,他就想办法从敌人手里抢。

慢慢地,茶陵的老百姓都知道有个叫谭家述的赤卫队队长,国民党的人听到他的名字,都有点发怵。

1928年,谭家述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队伍里,他成长得很快,从赤卫队队长到湘东独立师参谋长,再到红八军第22师师长,他打过的仗数都数不清。

1933年,因为打仗勇敢,他还得了一枚三等红星奖章,那是当时红军的最高荣誉之一。“围剿”的时候,敌人的坦克、飞机都来了,红军装备差,他就带着战士们挖战壕、设陷阱,用最土的办法跟敌人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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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谭家述当时是红六军团参谋长,跟着部队翻雪山、过草地。草地里没吃的,他就跟战士们一起挖野菜、煮皮带;过雪山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棉衣脱给了受伤的小战士,自己冻得嘴唇发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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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他还听说哥哥谭家旺牺牲了,哥哥也是红军,在带领游击队转移的时候被敌人抓了,宁死不屈,最后被杀害了。那时候,谭家述站在雪山上,望着远方,心里想的还是毛主席说的那句话:“要让天下穷人都过上好日子。”

1938年,抗战爆发后,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去苏联学习军事。谭家述因为在战斗中伤了肺,加上他有指挥才能,被选中了。去苏联的路上不容易,要绕好几个国家,语言也不通。

到了伏龙芝军事学院,他白天跟着老师学战术、学装备,晚上就抱着字典查单词,有时候学到半夜,灯油都熬干了。在苏联的几年,他不仅治好了伤,还学到了不少先进的军事知识,心里想着早点回国,把学到的东西用在战场上。

1945年,谭家述回国了,可组织没让他去前线,而是让他办军校。先是在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当教育长,后来又去华北军政大学当副校长。

有人劝他:“你是老红军,该去前线打仗,办军校多没意思。”谭家述却不这么想:“打仗要靠人,培养出好干部,比我一个人上战场管用。”他办军校很实在,不搞花架子,亲自给学员讲课,带着学员搞演习,有时候还跟学员一起吃大锅饭,学员们都愿意跟他亲近。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逃到台湾,经常派飞机来轰炸大陆的城市。

1950年,中央决定成立防空部队,谭家述被任命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那时候防空部队是白手起家,连个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他就带着人翻修旧房子;没有技术人员,他就从部队里选年轻人,亲自教他们用雷达、操作高射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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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年,谭家述就带出了700多名防空技术骨干,还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雷达学校,这标志着咱们国家有了自己的防空人才培养体系。后来,防空部队并入空军,他又成了空军副司令员,还是抓军校建设,为空军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其实新中国成立之后,谭家述就多次在工作之余回去寻找父母,但实在太久了,那时候消息又闭塞,最终还是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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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中南海怀仁堂里,授衔仪式搞得热热闹闹。谭家述穿着新军装,站在中将的队伍里。当他跟着大伙一起向毛主席、周总理敬礼的时候,心里既激动又感慨。

仪式快结束的时候,毛主席走过来跟将领们合影。走到谭家述身边,毛主席停下脚步,看着他,语气很亲切:“家述同志,你当年的仇,报了没有啊?”

谭家述一听,眼睛一下子就湿了。他想起了死去的妹妹、媳妇、哥哥,想起了父母,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他挺了挺胸,大声说:“主席,我的仇报了!不光是我,天下穷苦百姓的仇,都报了!”

毛主席点点头,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报了仇就好,以后还要往前看,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为国家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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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怀仁堂出来,谭家述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知道,毛主席还记得他的家事,还记得他的仇,这份关心,比任何勋章都让他感动。

1971年,谭家述突发脑溢血,虽然抢救过来了,却落下了偏瘫的毛病。左边的身子不能动,说话也不清楚。老战友王震经常来看他,劝他好好休养。可谭家述不服输,每天都扶着墙练习走路,嘴里还断断续续地学说话。

有人劝他:“老谭,你都这么大年纪了,别折腾了。”他却摇摇头,用还能动的右手比划着:“我……还能……为党……做事。”

1986年,谭家述已经77岁了,身体越来越差,可他还是让家人拿来纸和笔,用右手一笔一划地写下:“共产党万岁”。那几个字写得不算工整,甚至有些歪歪扭扭,但每一笔都透着他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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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8月11日,谭家述在北京去世。临终前,他拉着家人的手,嘴里念叨着:“别忘了……穷人……别忘了……革命……”